2018服务业小议——“传统经济再评价”笔谈之二

2019980

　　  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主体部分，在现代中地位显赫。传统服务业，如饮食业、旅店业、业、修理业、租赁业等等，在中国封建中有长足发展。但经济史学界从来没有把它作为一种产业、一个经济部门、一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上加以研究，而只是在讨论商业或城市经济时附带地提及。这种缺失，实与对服务业在封建经济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有关。如传统观点重生产，轻流通，轻消费，认为服务业是非生产部门，主要是满足官吏、地主和商人等封建剥削者的享受消费需求，城市服务业繁荣只能形成消费城市，不能形成生产城市，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传统服务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服务的行业，一类是为生产和流通提供服务的行业，它们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当和手有一定发展之后，人们又会要求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以外的各种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继农业和手工业之后，又产生为人们生活服务的服务业。当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了一定发展之后，为扩大人们的经济联系，节约社会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又继商业之后，产生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服务的服务业。服务业从为生活服务，扩展到为流通服务，为生产服务；特别是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居民日益增多，手工业和商业日益发展，创造了大量的服务需求，服务业也就日益发达。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历史顺序的反映，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的反映。服务业虽然不是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部门，它的产品也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区别。但服务业从业人员都是从事生产劳动，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服务消费品，以其创造的效用直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也是劳动产品，也是构成社会财富的重要内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服务产品也是商品，它同一般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马克思说，“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 160页）因之，服务业生产经营的产值，应当包括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之中。服务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为舞台，它所形成的服务市场，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市场。
中国服务业产生甚早，战国时即有旅店的记载，《山木》说，“阳子之宋，宿于逆旅”。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宋代是服务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就是服务业发展的两个典型。临安的文献记载较多。《梦梁录》所录临安服务业约有数十种，而《武林旧事》列举了170余种，《西湖老人繁盛录》所记414行中服务业约有100余种。将以上各书所记综合起来，去掉重复，服务业不下200余种（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5册第429页）。寄存店铺和商旅货物的塌房，存储和拨兑商人货款的柜房，赁租店铺房屋的房廊等为商品流通服务的服务业，虽有较普遍的发展，但茶楼、酒馆、旅店、戏场、旅游等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仍然是发展的主流，宋代服务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商税的大量增加，实应与此有关。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服务业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进一步发展，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的发展更引人注目，试以牙行为例加以说明。牙是中国封建社会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一个重要行业。明代以前多属个体经营，牙人通常是在商人之间往来说合，介绍交易和评定商品的质量与价格。明代始有牙行，集铺面、堆栈、客房于一身，为商人提供介绍交易、仓储和食宿的服务。到清代，牙行数量增多，服务内容也日益丰富，增添了代客商垫款，收帐，代办，起卸货物，报关，代向农民和手工业者预买产品，等等，同时，牙行又扩展到为生产服务。清代，苏嘉湖地区蚕桑业发达，遂产生经营桑树苗、桑叶等的专业牙行，直接为蚕桑生产服务，文献记载说，这里的桑树苗多于春分后“投行发卖”，“有经纪主之”。石门、桐乡两县盛产桑叶，“其牙侩则集于乌镇”。桑叶行还于上年冬向农民预购明年春叶，又同时向蚕户抛订明年春叶，届时均到行清交货与款。牙行开始从事性质交易的中介（以上见乾隆《长兴县志》、同治《湖州府志》和民国《乌青镇志》）。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固然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但服务业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全国工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服务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与两者的良性互动是完全分不开的。
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但服务产品的消费比物质产品的消费，要高一个层次，只有在饱食暖衣之后才会延伸。在封建社会中，官吏、地主和商人也就成为服务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地主制经济发展，又是人文荟萃之区，范金民教授，明清两代共考取进士51 000，其中江南地区即有7 800余人，约占1/6左右（《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342页），进士大都是要当大官的。因之当地官吏麇集，知府以上官吏，地方官上至巡抚、总督，京官上至侍郎、尚书、宰辅，为数甚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们的宦囊收入（包括由封建赋税转化而来的俸禄和贪赃枉法的收入）都是要流入原籍消费的。加以江南业发达。因之，官吏、地主和商人对服务消费的投入为数巨大。他们的收入经过分配与再分配，转化为服务消费和购买力，有一个扩散过程，即西方所说的乘数效应。由于各行各业相互关联，某一行业的消费投入加大，不仅会促进本行业的，增加本行业的收入，而且会引起连锁反应，使其他行业的投资与收入也随之增加，最终使总收入量成倍地增长。服务业的发展，也就会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人说，“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富人“割文绣以衣壁柱，琢珠玉而饰其器用，倡优饮酒，日费百万。然必有得之者，其财未始不流于民间也”。怎样流向民间呢？“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龚炜：《巢林笔谈》、《魏昭士文集》、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他们说的就是服务业与工农业生产相互促进的道理。
特别可以指出的是，服务业有劳动密集、产业链长、兼容性强、延伸服务领域广、间接就业量大等特点。可以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清代苏州的金门、阊门一带，商业繁盛，“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还有“如寺院（僧道为善男信女祈福禳灾，从事道场法会等迷信活动，也算是一种服务）、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也成为“穷人之大养济院”（钱泳：《履园丛话》）。又苏杭人好旅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佳酿、歌舞而行”，“舆夫、舟子、歌童，舞伎”就“皆易为生”（陆楫前引书）。服务业发展，人民就业充分，不但会增加总收入量，而且可以避免因劳动力过剩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
在灾荒年，服务业还可通过就业赈灾，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宋代范仲淹为杭州太守，某年“吴大饥，殍馑枕路，”范仲淹大兴土木，实行以工代赈。他更新“敖仓吏舍”，又令诸佛寺兴修庙宇，“日役千夫”。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他又“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监司弹劾，他自辩说，“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夫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
从事水陆客货运输的运输业，从事货币流通的业，既为生活提供服务，又为生产和流通提供服务，理应属于一种综合服务业，但学术界历来都是把它们作为重要行业专门加以研究，并且认识到它们的发展是封建社会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也就没有将它们纳入传统服务业之内来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