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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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界的研究取向发生的重大转变之一，即是由80年代以“热”为特征的激进主义转向以“国学热”为特征的保守主义。这一研究取向在研究领域直接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梳理与评价，并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激进而扬保守的思想倾向。系统梳理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议，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而且对于正确处理今天文化建设中的保守与激进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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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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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激进主义?就学术界的主流意识而言，激进主义的内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激进主义”即是激烈的反，或是在一种焦虑、急躁心态支配下的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正因其不言自明，所以学者在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中，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很少解释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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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在中国近代史上，“五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此前的种种历史线索都收拢于此，而此后的种种历史事件又都由此而展开。职是之故，“五四”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诸多文化反省往往以此为发端。在80年代“文化热”的话语中，与科学是现代化的灵魂，“五四”因高扬民主与科学而倍受崇敬，学者们要求回到“五四”、重提“新启蒙”。而在90年代一些褒保守、贬激进的学者的视野中，“五四”因其激烈的反传统而成了激进主义的代表，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乃至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歧误的根源。
陈来认为，“文化激进主义在五四时代形成了第一个高峰”，主要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而“五四”时期这种“要求彻底打倒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就其出发点和根本观念来说主要有三点”：第一，强烈的政治指向；第二，以富强为标准的功利主义；第三，以科学、民主排斥其他文化价值的信念。他还将“五四”激进主义置于20世纪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评判，认为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文化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①许明同样将“五四”与“文革”加以类比，认为“从历史的眼光看，‘文革’代表的是一种扭曲了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令人难堪的休止符。”②王元化、李辉认为，“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五四”与“文革”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③王树人也指出，“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所代表的思潮，正是使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断裂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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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来：《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31993年创刊号。
②; 许明：《人文理性的展望》，《评论》1996第1期，第25—27页。
③; 王元化、李辉：《对于“五四”再认识答客问》，《知识分子的立场一一激进与保守之间; 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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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之久的始作俑者。①
; 陶东风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否定传统加以批判，指出“文化受激进主义影响，文化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传统都被加以否定。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具有典型意义。”②和陶东风从文化经典出发批判“五四”的激进主义不同，郑敏则从反思白话文运动人手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提出了严厉批判。她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偏激”历史情绪的产物，“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其走向“是对的母语本质进行绝对的否定”。她甚至将“白话文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认为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二者都是将传统与革新看成二元对抗的矛盾，因此认为只有打倒传统才能革新”。③此外，胡伟希、田薇对中国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演进做了梳理，认为从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它经历了维新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后五四时期三个阶段。他们认为，判定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准，主要不在于是否反传统，而在于是否将思想观念与学术文化作为政治与改革的工具。文化激进主义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表现出“反智论”的倾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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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树人：《文化危机、融合与重建》，《原道》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105页。
②; 陶东风：《文化经典在百年中国的命运》，《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③;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 期。④; 胡伟希、田薇：《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
;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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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90年代反激进主义者的话语中，“五四”因其激烈的反传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中国人不识古字、不通古文、传统沦丧、人文精神失落，“五四”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激进主义乃至政治激进主义的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提出质疑，进而将“五四”与“文革”相提并论、进行同类比较的研究思路的发明权当属海外学者。最先对“五四”的所谓激进反传统主义发难的是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他指出："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和持续。”而这种态度的“直接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运动。”他指责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全盘反传统”，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断裂”现象，并且把“五四”与“文革”混为一谈，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的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绝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疾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①其后，余英时在对中国近现代保守与激进梳理时，也将"22四”视为激进主义的重要阶段，将"五四”与“文革”乃至“文化热”相提并论。在他看来，从“五四”到“文革”再到80年代的“文化热”，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经历了一个“不断激进化的历程”。②实事求是地说，在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站在世纪末的高度对发生在世纪初的这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进行反思与检讨，是十分必要的，也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由林、余开创的这一研究思路，也的确为我们反思"五四”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或视角。但反思与检讨"五四”，应该实事求是，反思与检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但综观上述学者对“五四”的种种批判，或过于偏激，缺乏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或有悖史实，缺乏历史主义准则，尤其是将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失序都归罪于“五四”，并将“文革”与“五四”相提并论，让“五四”对“文革”负责，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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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②;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知识分子的立场一一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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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戊戌、辛亥及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估
由于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的复杂关系，学界在对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层面，其中包括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新评估。而在对所谓政治激进主义批判中，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自然首当其冲。萧功秦对维新派激进的文化心态和激进的变革举措进行了分析，认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与变法者所做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他指出，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中的激进改革观主要表现在：其一，认为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起死回生；其二，追求与传统的“断裂”的“全变论”；其三，从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新与旧”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其四，是对激进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预期。①马勇也认为，维新派变法方案过于激进，这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基于甲午战后的亡国危机，康有为等人无法冷静地反省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反而因其维新方案的不断受挫和改革进程的艰难而更加埋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觉得中国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彻底冲破传统的藩篱，等待中国的不是富强，而是灭亡。这种浪漫的政治理想主义可能会逞一时之快，但它毕竟是一条政治上不通的路。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