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交通贸易与明代山东土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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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明代山东；土地开发；；贸易;
;[摘; 要]交通与贸易是影响土地开发的两个重要因素。明代山东各地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一些贸易活动，并且也或多或少地促进了当地土地的开发，但总体来看，多数地区仍面临着因交通贸易相对欠发达而造成的土地开发受阻的事实。具体而言，各地又有所差别，地处东部沿海的青州、莱州、登州三府因在交通与贸易方面皆远远落后于地处西部运河沿岸的济南、兖州、东昌三府，因此交通贸易对土地开发的限制较西三府表现得更为突出．有鉴于东三府交通贸易严重阻碍土地开发的现状，任职于当地的一些官员提出了实行海上自由贸易及开通胶莱河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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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Traffic and Trade upon Land Exploitation
in Shandong Area in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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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Shandong area in Ming dynasty；land exploitation, traffic；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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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ffic and trade are two important impacts upon land exploit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trade activities that de- veloped to different degrees in every region of the Shandong area had more or less boosted the local land exploitation. But as a whole, the undeveloped traffic and trade in many region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exploitation. In fact,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every region. Because the traffic and trade in Qingzhou, Laizhou and Dengzhou lying to the east were less developed than those of Jinan, Yanzhou and Dongchang which lie along the canal bank in the west of Shah dong, the restriction of traffic and trade upon land exploitation in the former was more serious. For such reasons, some local officials put forward the opinions of free trade at sea and dredging Jiaolai-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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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是山东地区土地开发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的发展变化阶段。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部分学者才逐渐有所关注。其中，尤以许檀与李令福两位先生的研究最为突出。他们分别著有专著《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的发展》(中国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明清山东》(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这两部著作虽对明代山东土地开发以及商品贸易对区域内不同地区土地开发的影响问题有所论述和涉及，但由于在时间上偏重于清代等原因，因此并未展开深入全面的论述。另外一些论文如从翰香的《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经济发展的考察》(《史研究》1986年第3期)、陈冬生的《明代以来山东植棉业的发展》(《中国农史》1992年第3期)等，也仅是从个别角度对明代山东地区土地开发问题进行了阐述，而对影响其开发的因素包括交通贸易等论述甚少。
; 总体来看，有关明代山东地区土地开发问题的研究成果还不多，目前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深人性。为此，笔者的博士论文《明代山东农业开发研究》(未刊稿)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本文即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深入分析了交通贸易在明代山东东西部地区土地开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交通与贸易是影响地区开发的两个重要因素，19世纪中叶烟台开埠以后福山县经济的发展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民国《福山县志稿》称：“物产之盛衰，关乎地方之贫富，而犹视转输之通塞以为消长，销路旺则营业多也。福山僻处海隅，无特殊之产，民生所务，耕织而已。烟埠通商，而寻常之蔬果、微末之工艺，竟有藉此以致巨富者。”[1]对土地开发而言，交通贸易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交通是经济的命脉，贸易的作用则在于互通有无，一方面将区域内多余物产外销，另一方面输入当地欠缺物资，形成双向交流。多余农产品如得以外销，有广阔的需求，利润所趋则必然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进而推动土地开发的进行。而欠缺物资的输入，又使当地居民安心致力于发展本地的优势生产成为可能，有利于因地制宜开发原则的实施。古人很早就已意识到商品贸易对于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因此提出了“货殖通则农末相资”[2](陶朗先《登辽原非异域议》)的主张。高王凌先生则指出：自古以来直至明清时期，制约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是农业经济在供给上的相对狭窄性和需求上的相对有限性”，因此对中国古代许多欠发展地区而言，“其主要的困扰，不是粮产的不足，而是粮价低廉，销路有限，同时却没有新的优势可供发展。……这些，可能才是明清时期中国大多数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性难题”。[3](p24,192)明代山东多数地区农业生产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正是“粮价低廉，销路有限”，这一事实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了各地土地开发的进一步深入。而贸易的落后，又往往与交通不便有着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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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代山东地区的交通与农产品贸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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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地区地处华北平原东部，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从地形地貌来看，中南部山地突起，东部丘陵起伏，西部与北部则低洼平缓。明代，山东布政司共辖六府，从经济特色和地理位置来看，明显分化为东、西两大区：即地处东部沿海的青州、莱州、登州三府和地处西部运河沿岸的济南、兖州、东昌三府，也就是当时习惯所称的“东三府”和“西三府”。相对而言，东三府地区不论是在交通还是在贸易方面都同西三府存在着较大差距。
; 地处东部沿海的东三府，境内多为丘陵和山地，陆上交通极为不便。位于最东部的登州府，三面临海，陆上交通最为闭塞，“西境虽连莱(州)、青(州)，而阻山界岭，鸟道羊肠，车不能容轨，人不能方辔”，人称“无一线可通之路”。[2](陶朗先《登辽原非异域议》)此种交通状况无疑极大地阻碍了它与其他地区的商贸流通，所以出现“僻在东隅，阻山环海，地瘠民稀，贸易不通，商贾罕至”[2](徐应元《辽运船粮议》)的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 虽然陆上交通劣势极大，但东三府海岸线绵延近三千公里，所辖29个州县中，濒海州县占了近60％的比重，因此在海上贸易方面却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早在隋、唐、北宋时期，登州、莱州、密州(即胶州)即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国外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元代，海运的实行，使位于海运必经之地的山东沿海海上贸易得到了较快发展。人明以后，由于除个别特殊时期外①，明廷一直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故山东沿海的海上贸易受到很大打击。
; 山东沿海海上贸易虽由于海禁而受到限制，但事实上商人私自贸易者仍不在少数，特别是嘉靖中叶以后。明代山东沿海海上贸易的路线主要为：或南下淮安或北上天津或辽东。淮安至胶州段及莱州湾海仓口至天津段，商船一直往来不断，“岁无虚日”。从嘉靖中叶开始，东三府沿海居民已全线冲破海禁禁令，至此自胶州途经登州海面至海仓口段的海上贸易也开始发展起来。故此，隆庆间山东巡抚梁梦龙上报说：“查得海禁久弛，私泛极多。辽东、山东、淮、扬、徽、苏、浙、闽之人做卖鱼虾、醃猪及米豆、果品、瓷器、竹木、纸张、布匹等项，往来不绝垂二十年。”[4](卷中《勘报海道》；卷下《经理海防》)胶州、唐头寨、诸城、日照等在当时都是重要的通商口岸。早在洪武初年，胶州就已是“商舶辐辏之地”[5](卷二二《列传二》)。隆庆间议行海运后，每年自淮安而来之商船在200艘上下。[6]胶州的大豆是当时闻名远近的重要的贸易商品。[7](p194)据明人记载，当时“胶之民以醃臈米豆往博淮之货，而淮之商亦以其货往易胶之醃臈米豆，胶西(指胶州)由此稍称殷富。……今虽有防海之禁而舡之往来固自若也”[8]。每年二月至五月间汇聚于唐头寨的山东、辽东、天津等地商人“贩运布匹、米豆、曲块、鱼虾并临清货物，往来不绝”[4](卷上《海道湾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