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１６至１７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萌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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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传统的情况，已有许多著作作了介绍，比较系统的如龙登高博士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但是，关于市场史的研究并不那么清晰。
50年代开展“萌芽”讨论以来，人们对商品货币经济的了解已比较多。但中国封建是否也存在着市场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否阶段性？16至18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发展有哪些积极方面与缺陷？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以求一个确切的答案。
一、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存在着市场经济？
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在五、六十年代已有学者作了部分回答。1963年出版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即认为“在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发达的明代社会里，这多种经营经济更有助于商品的流通，而给商品的国内市场创造了可能出现的条件。”该书在述及大小商人活动时指出：“这些大小商人的活动，自更有利于把全国各地的物资的流通，初步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这一种市场，自然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意义的国内市场。但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广泛的国内市场。”（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0页、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有其他学者论及市场问题。但在文革以前，甚至在80年代以前，中者一般不认为封建社会也有国内市场的形成，所以，五、六十年代的学者，普遍把国内市场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封建社会不可能有国内市场，也不能搞市场经济，大致是这么一种看法，恕不一一引证。
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观点，一些经济史学者由此往前追溯，认为中国古代也有市场经济。但是大多者则比较谨慎，限于“市场”、“国内市场”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前资本主义（即前近代）社会有否市场经济问题。
国外学者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否市场经济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我无法查清这些学者的不同看法，仅以布罗代尔为例，略加说明。他的观点与其他家或经济史学家并不完全相同。法布拉认为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是应与“市场经济”严格区分的一种上层。市场经济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还必须考虑产品的使用价值；资本主义则只关心交换价值。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透明度，并处在竞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则由于拥有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能够放手地从事“赌博、冒险和作弊”。若尔兰补充说，布罗代尔说得好，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换是平等的，而资本主义则制造和利用其垄断地位，从而造成交换的不平等。（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2—10页。）
如何理解布罗代尔的观点，西方学者已有分歧，我们亦难说清，但从他们的讨论及其他关于市场经济史的论述中得到启发，我提出如下看法，就正于经济史学界诸贤。
我认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概念。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体制已经建立并与交换过程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经济体制，说资本主义是上层建筑并非没有根据。当然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连体的或是一个现象的两个侧面。
从以上认识出发，我将申述对16至18世纪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侧面。我认为市场经济孕育于封建社会，因为分工和交换这两个导致市场经济的因素在封建社会有了新的发展。具体地说，我认为市场经济的萌芽应该在16世纪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不只是少数人的事，相当多生产部门和社会阶层卷入交换，只要读一读《东京梦华录》、《梦梁录》、《宋会要辑稿》及宋人笔记文集，应当有此印象。货币在交换中的作用已不可忽视，尤其纸币“褚”券的使用引人注目，“民以褚券为市”，（注：《宋史》卷320《彭思永传》。 ）表明纸币在流通中广为使用。但是，从另一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在自然经济的大中，和交换有联系的生产部门主要是粮食、茶、盐、酒、ｑū＠①、铁铜、百货而已，这些行业是赋税政策（尤其是专卖政策）的重点，属纳入国家控制的产业，不能进入自由交换。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仍居主导地位，所以，不可能提供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发展市场经济的环境比宋元好多了，于是，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河各地区。所以我认为市场经济即基于交换的经济是可以在封建社会中后期萌芽发展起来的，它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土壤，近代以后，市场经济被融入资本主义体制，当然也可以被社会主义体制汲纳。
二、市场经济发展有否阶段性？
有的。许多学者已指出：从春秋战国以后，“食官”的统一局面结束了，私营工商业发展起来，至秦汉时，富商大贾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以货易货的贸易在中国比较早地退出主导地位，货币取得了媒介地位，交换使达官贵人与市井、农夫，都和商品货币经济发生了关系。有的学者称之为中国社会的“早熟”现象。这一阶段，市场是官府严格下的指定地点营业的交换场所，人称传统市场。
唐中期以后，市场的空间、时间限制被打破了，为交换服务的汇兑制度开始萌芽（飞钱、柜坊），交换所依赖的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倾向增强了，于是，作为自然经济体系中的有限交换便开始向市场经济靠拢，但整个交换仍然对自然经济有依赖性，比如大部分商品都是劳动者（农民和手工艺人）的副业产品，进入市场后才成为商品；官营手产品，也只在满足官府需要之后，如宋代官窑瓷器产品，供御用拣退，“方许出卖。”（注：周辉《清波杂志》卷五，13页。）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唐中期至明前期仍然处于传统市场发达阶段，不能说已进入市场经济阶段。
16世纪前（如宋代）市场经济开始萌芽，但比较明显的萌芽状态出现在明中叶。在学者们所肯定的明嘉、隆、万和清康、雍、乾、嘉这两个时期，局部地区的市场经济萌芽规模足可称道，出现了两个并存：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萌芽并存，就全国说，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封建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的第二个时期是近代，即鸦片战争到1949年，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开始逐步被纳入国际市场（外国对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但自然经济在广大农村依然占统治地位，经济结构呈现错综复杂的混合形态。市场经济的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至今天。从1949年到1978年，30年中，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新的条件下（1949—1956）有了相当发展，“购销两旺”并非虚言，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左倾与僵化，生产关系改革的极左路线，商品经济被等同于资本主义，成了限制、消除对象，全国经济重新走向自然经济化，即退化。这一段痛苦的历史教训，换来了1978年以“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标志的思想解放。1978年开始，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逐步更新，终于为市场经济正了名。这一切都应归功于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九十年代中国市场经济进入国际化轨道，虽然尚属初级阶段，但已成为主导地位，市场的发育已向国际化、区域化、资本化方向前进。
回顾以上历程，中国的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期为分界，区别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 初级阶段（1840 —1949）、停滞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