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偶然得来的自由：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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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Tullock （1991）以充分的事实证明美国自由的兴起其实是一个偶然的结果。他指出，美国革命后曾经经历多次管制国内和保护本国产品的尝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决不是英明领导人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历史偶发事件的副产品。
　　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相当程度的经济自由其实也是偶然得到的，同样没有任何人去刻意设计它。本文不准备对过去二十多年来影响发展的所有因素作全面描述，而是要详细地分析市场化进程中具有指标意义的重大事件。这包括集体化的解体、非国有企业的进入、价格管制的解除、国内市场的形成、贸易自由化以及性分权。所有这些意义深远的变革都收到了中国领导人始料不及的效果，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Olson （1996）雄辩地证明，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制度和经济政策的不同。拙劣的政策和低质量的制度使人们无法捡起“掉在路边的钞票”，造就了极度无效率和贫穷的。改革前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它的产生归咎于一个混合苏联计划体制和毛泽东极左端意识形态的落后制度以及一系列受国内国际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反经济发展的政策。
　　显然，中国领导层在改革初期只有狭隘和模糊的目标。“摸石头过河”和“撞击反射”就是对这种现实的真实写照。然而，权力中心的分散和无组织集体行动的形成引发了一系列国家政权与民众社会的良性互动，使中国的改革进程具备自加强性和自选择能力，能够按照它自身的步调和发展，超越政策制定者的预期和设想（Chen，1995）。就是这个富有生命力的改革进程给中国的经济制度带来深刻的变化，为经济政策重新定义形式、内容及其合理性，由此在亿万人民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带来了生产力和效率的迅速提高，使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见表一：中国主要经济发展指标）。
　　二、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
　　要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就必须对改革前的历史作简要回顾。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解和评价中国二十多年来取得的深刻变化和巨大进步。
　　根据传统的经济指标，中国到1978年已经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见表一）。从1952年至1978年，总产值和人均产值都有显著的增长，分别达到6%和4%的年平均增长率。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快速的变化，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52年的58%下降至1978年的28%，同期总产值的比重从23%上升到49%.在取得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同时，中国达到几乎零通胀和全面就业，衡量收入差异的吉尼系数也显示仅有微小的收入不平等。健康和水平显著提高，人的寿命预期增加了30岁，成人文盲率下降了14%.
　　然而，上述漂亮的数字无法掩盖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和存在大规模绝对贫困的事实。从1957年起，人均收入和消费已停滞。在1978年，占总数28%的二亿七千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表一：1952至1995年中国主要经济发展指标
　　注：a.产值和人均产值在1952-1978和1978-1995年分别以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计算；
　　b.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在1952-1978和1978-1995年分别以净产值和增加值计算；
　　c.1952和1978年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真实度受隐性失业的影响；
　　d.1952和1978年的城市和吉尼系数是Adelmand和Sunding （1988）所估算；
　　e.1995年的城市吉尼系数无法得到。这里给出1993年的数字，是Ying（1996）估算的；
　　f.绝对贫困数字来自世界（1992a ）和1997年3月2日的《人民日报》；
　　g.1952年的城市人均收入无法得到。这里提供的是1957年的数字，同样，1952-1978的城市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是1957-1978的数字；
　　h.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各年的《世界发展报告》。
　　（World Bank，1992a ）。绝对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在1978年，占农村人口三分之一的二亿六千二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显然，中国农民没有从改革前的“经济发展成就”中获益。
　　城市居民也没有从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分享到果实。上千万的工人二十多年来一直领着低工资。住房虽然受到政府的补贴，其条件也十分差。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大大低于1952年平均4.3平方米的水平，并且他们大部分还必须使用厕所。消费品严重短缺，从主食品、副食品到日用必需品，如布料、燃料、鞋子、肥皂、火柴、卫生纸等，都是凭票、凭证定额分配的。在1976年，广东省定额分配的零售商品数量达到77种（Wang，1981）。
　　到底有哪些人从数据显示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呢？要找到答案并不难。中国领导人当时将重点放在建设重工业和提高军事能力方面，国防优先的政策是以牺牲人民福利为代价的。在冷战时期，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中国和苏联采取围堵策略。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海峡紧张局势，60年代早期与印度的边界争端，60年代和70年代的越南战争，特别重要的是60年代中苏交恶后中国面临的复杂而危险的国际，所有这些，都使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深信中国无法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国家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战备。
　　资源的调动是以行政手段实现的。国家垄断了农产品的购销，并且将农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农产品的低价格使工业企业能够保持低，可以付给工人低工资。国家则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吸取了大部分资源，将其用到主要项目上。
　　大量的资源转向了军事工业特别是原子武器的开发上。一位元帅曾经说过，“就是光屁股我们也要造原子弹！”中国领导人还认为，在前线可能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有必要在“第二战线”和“第三战线”做好准备工作，以便战时实行主动撤退和诱敌深入的战略。因此，大量的投资项目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大三线”动工，目的是建立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工业基地作为战略储备（Naughton，1988）。此外，因为担心主要网会受到敌人攻击而陷于瘫痪，各省、各地区也被要求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显然，当时的地区政策重点不在于提高经济效率，不鼓励资源流动，也不重视建立统一国内市场、实现规模经济、以及利用比较优势进行地区间的分工与合作。
　　国防与备战的确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但这不是改革前人民收入停滞和陷于贫困的唯一原因。和所有的计划型经济一样，中国承接了苏联体制的两大缺陷。第一，中央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准确的信息致使其计划无效率。在“棘轮效应”的影响下，各级地方主管有意隐瞒真实情况，夸大实现计划指标的难度和对投入品的需求，阻止资源外流。这使中央决策者们在错误的信息影响下做出大量错误的决策，制订不协调、不可行的计划，造成严重浪费和无效率。第二，不兼容的激励机制抑制了人们努力工作和创新求变的动力。低收入和高度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使农民和工人意志消沉，没有工作兴趣和缺乏积极性。
　　毛泽东本人并不喜欢苏联式的中央集权控制。实际上，中国和前苏联实行经济改革和市场化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结果与毛泽东对苏联及其制度的不信任有很大关系。首先，毛泽东主导了一连串行政分权的尝试，试图解决苏联体制中高度集权带来的问题。这些尝试包括实行更加灵活的分权式资源分配体制，在经济领域培训了地方领导者，为改革后实行分权奠定了基础。1980年代实行的财政分权有效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对于中国改革进程的推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Chen，1995）。第二，毛泽东发动了大革命以清除串谋的官僚，使“中国的郝鲁晓夫”不再得到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