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化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就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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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就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随着订单减少或流失，沿海地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最先受到生产和出口冲击，进而使得在这些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受到就业冲击。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加深，中国未来城镇就业形势变得非常严峻。为此，我们需要树立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把“反冲击”和“反周期”的政策措施有效结合起来。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就业冲击　就业挤压　积极的就业政策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外贸出口受到很大影响。2008年10月以来，外贸出口增长滑落，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出现负增长。金融危机通过信贷和资本市场向实体经济传递。由于这次危机发生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波及全球经济，它的影响比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开始显现，如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返乡潮”现象。在外部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树立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把“反冲击”和“反周期”的政策措施有效结合起来。
　　
　　一、金融危机的冲击效应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有四种效应：一是主要危机国家进口需求萎缩的收入效应。二是人民币升值的价格效应。三是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减少的投资效应。四是服务贸易需求下降带来的间接效应。上述四种效应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了综合影响，进而对中国国内内就业带来冲击。
　　金融危机首先透过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增长减速，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上升，居民家庭消费下降，银行储蓄增加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萎缩，表现在减少或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订单，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据海关数据显示，2008年11月份，中国出口额较上年同期下降2.2％，出现了自2001年6月份以来首次同比负增长。同时，进口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17.9％，由于进口中有较大比例用于来料加工，对外贸易下降必然带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IMF，2008a)，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降至2.2％，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其中，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0.7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经济衰退将导致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进口需求，加重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升值的冲击效应不容忽视。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外贸出口在人民币升值作用下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2005年7月到2008年10月期间，人民币升值21.2％。其中，在2007年9月以来的一年里，人民币升值了10.3％。相比之下，2005年7月到2007年8月两年时间里，人民币才升值10.9％。所以，人民币加速升值对中国外贸产生了很大冲击。以服装衣着类纺织品出口为例，2005年7月到2007年8月期间同比的出口增长速度平均为24.0％，到2008年1月一直保持在22.0％左右，但从2008年2月以来一路下降，9月同比的增长率只有1.8％(图1)。人民币升值相当于产品的价格效应。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价格上升，那么出口需求就会出现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虽然保持了相对稳定，但对欧元和英镑等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削弱了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了对欧盟和英国等出口。
　　
　　中国是全球吸收FDI投资最多的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或投资者由于受到资本市场筹资和融资的约束，无法筹措资金对新兴市场进行投资。而且，在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和利润率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也减少了对投资盈利预期，从而减弱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在外部订单减少和人民币升值效应的影响下，不少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或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在资金链条出现断裂的情况下，不得不削减生产或关门倒闭，从而造成了就业问题。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52家，同比下降27.5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4.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29％。但11月当月统计显示，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16家，同比下降38-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22亿美元，同比下降36.52％。
　　金融危机还对服务业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为货物贸易提供服务的服务业也遭受影响，比如外贸服务部门和国际金融、结算部门等。同时，在经济增长放慢带来的收入减少情况下，国际旅行和旅游业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国外游客数量减少和跨国公司节约旅行开支，都对服务业贸易和本地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对就业和收入产生影响。
　　
　　二、对中国的就业影响
　　
　　首先遭受冲击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出口企业和产业部门就业。2007年，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比重60％左右，出口比重占91％。而且，2001年以来出口高速增长，也主要来自东部地区。这样，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和金融危机等多重影响冲击下，东部地区的出口企业和产业部门就最容易受到影响。以广东省为例，它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10以上，出口占全国的1/3。由于它的外向型程度高，加工贸易企业占制造业很大比例，企业的利润率很薄，在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危机等因素作用下，广东加工贸易企业拉动的新增就业人数从2005年的76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43万人，减少了33万人。
　　其次是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国外贸出口中工业制品比例占95％以上，由于来料加工比例高，进口产品中有很大部份是为了加工之后出口，这样，制造业就最容易受到冲击。制造业是中国吸纳就业最多的非农产业部门。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制造业就业面临着就业需求下降的压力。由于超过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制造业部门，而在外商投资部门的城镇就业数量为1583万人，加上乡镇企业中外商投资部门859万人，合计有2442万人。在外资流入减少和出口下降的冲击下，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需求下降。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中，既有大型制造企业，也有中小型企业，其中以中小型企业为主。2008年1-9月，广东省倒闭的1.5万户中小型企业，主要分布在服装、纺织、电子原件、塑料制品等加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第三是农民工和低技能劳动力最容易遭受冲击。在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2006年农业普查表明，农村出乡务工劳动力有1.32亿人。其中，有56.7％在第二产业如制造业就业。这些外出务工人员中，有1/3集中在东部地区就业。农民工相对年轻，初中受教育程度约占外出数量的70％以上。相对来讲，他(她)们的劳动技能较低，因而在企业减员或裁员过程中最容易遭到冲击。《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有了较大改善，如在地方政府帮助下解决了部分倒闭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但在政策上，这些失去工作岗位的农民工没有纳入城镇失业统计和失业保险体系，返乡就成为这些人最后的无奈选择。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对11个省份120个村庄统计显示，截止到2008年10月，大约有6.5％的农民工返乡。如果按照1.3亿农民工计算，大约有845万人返乡。如果把11月和12月数量也考虑在内，实际返乡数量更大。
　　最后，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增长长下行，对城镇新增就业产生挤压。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2007年处于中国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波峰，2008年上半年在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下，经济增长处于下行态势。中国经济周期性变化为5年左右，因而今后2-3年内的经济减速将对城镇总体就业形成产生较大的影响。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口较大幅度下降和FDI流入减少，意味着对制造业的投资下降，使得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加剧，经济增长速度存在着进一步放缓的可能性。制造业部门投资下降，不仅带来制造业的就业需求减少，而且也会对服务业的就业需求产生影响，结果对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如大学毕业生就业产生挤压。对于部分倒闭的制造企业而言，不仅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而且在这些部门就业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也失去就业岗位，从而加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新增劳动力供给压力。
　　
　　三、从长期趋势认识就业冲击的后果
　　
　　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相比，这次金融危机对就业冲击的影响程度更大。虽然两次危机都是通过出口下降和FDI投资减少对出口导向部门带来打击，但这次危机的影响范围广、机制更加复杂。首先，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在中国毗邻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外贸出口比重相对较低，而这次危机发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波及全球范围，并且已经通过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World Bank，2008)，在中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将对中国经济和就业产生巨大影响。其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始终存在，使得这种影响进一步放大。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固定汇率形式，因而不存在汇率变动对经济影响的问题。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在这个期间，人民币对欧元等则是处于贬值的态势。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洲国家经济受其影响，增长乏力和失业率上升，导致了欧元出现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对欧元大幅度升值。由于北美和欧洲都是中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对象，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的价格优势将被削弱，出口受阻，进而对出口企业和产业的就业带来冲击。
　　这次危机对就业冲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失业主要发生在农民工的就业市场上，因而城镇登记失业率表现尚不明显。不过，2009年失业会传导到城镇职工就业市场上，从而推动城市失业率上升。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形成的裁员潮和失业增加，主要还是因遭受美国进口减少造成的外需疲软，对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中小企业造成的危机，随着金融危机蔓延，从金融行业扩展到实体经济，加上中国经济整体减速和房地产行业的下滑，中西部地区、资源和资本密集型、投入品行业的企业也普遍遭遇困难，造成对就业的更大冲击。例如在广东，外来打工者总数为2600万人，其中2000万人为省外打工者。分别以10％-40％的裁员率计算，失去工作的外来工就可能达到260-1000万人之间，在数量级上相当于全部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00多万人)。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当时采取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措施，主要采用了劳动力市场的数量调节的形式，让大批城镇职工下岗失业，这样，城市失业率在短期内出现了迅速上升。在这次危机冲击中，农民工则首当其冲受其影响。农民工由于具有流动性非常强、在农村拥有承包地等特点，这就使得他们与城镇职工在城市劳动力上有较大的区别。城镇职工利用城市劳动力就业是保障个人和家庭获得收入的唯一渠道，农民工在非农就业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返乡务农获得农业收入。从失业统计的角度看，农民工的上述特点使得将其纳入城镇失业统计体系，一方面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失业的特定含义。农民工在失去非农就业岗位之后，也就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因而将所有农民工纳入失业统计既做不到，也没有实际意义。
　　不过，农民工自身是一个分化的群体。在金融危机形成的就业冲击下，一部分农民工选择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但另一部分农民工由于过去一直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在城市生活较长时间，属于城市常住人口的一部分，特别是举家迁移的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非常小。然而，农民工就业具有与城镇劳动者非正规就业类似的特点(图2)。这种就业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就业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比正规就业的弹性要大，而且波动更加剧烈，前者为0.92，后者为1.06。给定当前就业扩大的渠道和特点，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存在就业增长速度在过去较高的基础上出现大幅度减缓的危险。在就业冲击下，城镇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长期趋势看，金融危机产生的就业冲击是一个周期性现象。这种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当宏观经济面临不景气，就出现了大量失业问题；相反，随着宏观经济高涨，就业形势一派好转。因而，我们需要把这个周期性的就业波动与长期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变化区别开来。由于人口结构是一个长期的慢变量，中国人口转变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影响，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一道，迎来中国劳动力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刘易斯拐点其实是一个区间、一个时期，并不一定是某一年，即使金融危机造成的就业冲击使其延迟一年或两三年时间，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格局将保持不变。随着全球经济的恢复和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劳动力市场长期格局变化也为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