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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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球化的特征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自从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欧确立以来，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和原动力就为全球化经济来临埋下伏笔”。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脚步，时至今日，整个世界都弥漫着全球化的气息。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所描述的那样：“通信成本、运输成本的下降，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人为障碍的减少，已导致世界各经济体的更紧密的一体化。全球化不仅是指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性，而且是指资本和知识的流动性以及较低程度上的人员的流动性。全球化不仅包含着市场的一体化，而且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
　　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生产全球化，即国内生产在空间上全方位突破国界，生产活动由本国市场自发机制力量主导而转变为企业（主要指跨国公司）主导，国际分工的形式由垂直分工逐步转向水平分工。二是金融全球化，即各国国内金融资本跨国境发展而趋于全球一体化，其典型特征就是资本的国际化。由于各国资本市场不断开放，对资本的国际流动的管制日益放宽，资本国际化程度大大加强，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甚至大大超过了商品市场的一体化。三是信息全球化。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连接世界的技术基础已由硬性的交通实体工具转变为软性的传输信息的通信手段。一则信息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遍全球，信息的传递已经不再被地域和时间所阻隔，信息真正实现了全球共享。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很难达成一致。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促使我国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利用比较优势获取利益，最终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引入和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学习效应”；积极引入外资弥补国内资本不足，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实现“后发效应”；加强文化交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消极方面则主要表现为：部分侵蚀国家的经济主权；增大经济和社会风险；激化国内社会经济矛盾，加剧两极分化；蚕食部分国内优秀文化；造成资源的滥用和生态的破坏。
　　无论怎样，有一点我们应当十分清楚，那就是：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或许在短期看来，全球化引起的矛盾和负面效应很难有效地解决；但从长远而言，我们必须顺应这股前进的潮流。顺应不等于听之任之。我们需要的是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兴利除弊，让全球化、让对外开放真正地起到作用。
　　
　　二、中国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指的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是城乡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中国的二元结构并不等同于经济学定义中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它更为宽泛，指的是多层次的社会二元结构体系，主要包括收入二元性、生活二元性、财政二元性、环境资源二元性、文化信息二元性等。除此之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刚性下经济的畸形发展，又形成了一种双二元经济结构，即城市和农村各自均出现了双二元结构。“城市原有的一体化产业变成一主一次两个并存的部门：一个是国企职工为主组成的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部门；另一个是由大量无法在正式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组成的次要部门……农村也出现了双二元结构，一元是乡镇企业，另一元是传统农业。”[3]中国的二元结构极为复杂。鉴于二元经济结构对整个社会二元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主要选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一）实证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及成因分析
　　在发展经济学的量化指标中，二元经济状况的测度主要有三个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差异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越强；反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差异越小，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越弱。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经济二元性呈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二元性越小；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二元性越大。二元反差系数即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系数与经济二元性呈正方向变动：二元反差系数越大，二元性越大；二元反差系数越小，二元性越小。
　　笔者对1952—2002年我国二元经济测度的各项指标进行了计算和统计，制作出了二元对比系数图（图1）和二元反差系数图（图2）。
　　
　　通过对这两个曲线进行分析，可以观察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大致演变过程：
　　1．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7年）
　　这一时期二元对比系数在13％～20％之间变化，二元反差系数则在40％～46％之间变化（见图1、图2），表明二元对比系数在逐步降低，二元反差系数逐步增加，一致反映出这段时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增强。这一时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是制度型二元经济结构，是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一系列的制度原因而引起的。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政策即“重工业发展战略”和分隔城乡的户籍管理制度。“1978年以前的近30年中，中国城乡的产业分工泾渭分明，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并且通过‘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补偿工业，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人为地促进了二元经济结构。”1958年实行户口登记条例、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及人民公社制度等，从社会结构上将社会区分为两大区域。在经济方针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二元结构被人为固定化了。
　　在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的转换思路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刘易斯－拉尼斯－费（Ｌｅｗｉｓ－Ｒａｉｎｓ－Ｆｅｉ）模型，其主要机理是通过工业现代化带动农业现代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实现二元向一元转化。第二种是托达罗（Ｔｏｄａｌｏ）模型，其主要机理是走一条空间分散型的资源配置道路，即通过发展农业经济，相对独立地解决农业落后。刘易斯模型假设城市不存在失业，希望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换。托达罗模型则根据城市出现大量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畅的情况，提出通过减轻城市负担、独立发展农村经济以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换。刘易斯模型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对城市是否存在失业的错误估计和劳动力转移的简单化，这便大大降低了该理论的现实意义。托达罗模型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否定。那么，以托达罗模型为主要思路对中国的二元结构转换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实践与托达罗模型极为吻合：用户籍制度和行政手段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控制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发展；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农村建立科技推广站、农机站等，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动员2000万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去农村就业，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改革前兴办‘五小’工业，改革后一段时间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实现乡村工业化。”然而，我们从图1和图2中已经看到，这段时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相反得到了强化。事实证明，托达罗模型政策的实施不仅没有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反而更加强化了二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