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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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剂不对症的药方：反通货紧缩
　　对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评估，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流行观点，只能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两种判断中作出选择，再没有其它。然而，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秩序尚不规范，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理顺，经济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来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里又碰到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是照搬照抄洋教条呢，还是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指经济总量出现失衡的状态，针对前一状态，通常采取紧缩银根的对策，以抑制需求；针对后一状态，则采取放松银根的对策，以刺激需求。但是，这种需求管理办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只管了总量，顾不上结构。如果经济失衡是由结构矛盾引起的，或者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相互交织，它便无能为力了。其次，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总量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结构升级和结构优化。结构矛盾是制约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长过程的主导矛盾。靠刺激或抑制需求总量的办法是不能有效解决结构问题的。再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增加有效供给，改善供求结构。90年代初，由于各地各部门竞相追求超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急速膨胀，1993年上半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70.7%.尽管当年中央政府实行了紧缩银根，但全年投资仍增长50.6%，工业生产增长高达21.1%，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形成了过剩生产能力。纺织品和服装类产品约1/3供过于求，家电行业生产能力过剩1/2到1/3，机械行业开工率不到50%.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无视供给结构状况，无视迅速膨胀的生产能力，把启动经济的希望都寄托在扩大总需求上，那势必事倍功半。尤其有害的是，把在盲目扩张中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视为高速增长的潜在因素。如果按这种观点行事，我国经济恐怕难以走出“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的怪圈。
　　“有效需求不足”，这是“通货紧缩论”的重要论据。投资和消费是构成内需的两大要素。需求总量足与不足，不能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来判断。经验数据例如上一周期年需求增长平均值可以参考，但应考虑当年需求生成的新因素和条件，以及经济的实际承受力。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0.1%，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4.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1.1%，居民消费水平增长7.7%，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8%.这样的增长规模和速度，与历史上正常年份比，或者与其它国家同期比，都难作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上世纪80年代末曾出现所谓“市场疲软”。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7.2%，1990年增长2.4%，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为4.1%，3.8%.俩相比较，1997年经济怎么能作出“需求不足”的判断呢？如果说需求增长乏力，似乎更确切些。
　　但是，需求总量增长并不意味结构各部分同步增长。相反，总量增长恰恰掩盖了各组成部分增长的不平衡。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的供给逐步增加，最终告别了短缺，但农民收入却徘徊不前，特别是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下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1990年——1996年分别为1.8%，2.0%，5.9%，3.2%，5.0%，9.0%，4.6%；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分别为-2.11%，7.39%，7.34%，-14.35%，4.07%，6.12%，12.1%，县和县以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53%下降为1997年39%.因此，真正“有效需求不足”的是占人口总数的70%的农民。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增收致富门路涌堵。农村深化改革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靠放松银根是无济于事的。1989年以来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靠增加财政赤字和增发国债来扩大需求总量，投资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并没有改变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状态。1998年——2001年，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分别为6.3%，6.3%，8.2%，7.0%，均低于城市1-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2001年比上年增长5%，2000年增长1.9%.而且在农民收入平均数下还掩盖着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其中，除了至今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3000万农民之外，还有几千万失业和半失业的农民工。农村市场是我国至今尚未充分开发潜力巨大的市场。近几年我国内需持续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村市场的拓展有限。
　　投资持续增长乏力，并不是市场主体投资需求不足，也不是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投资领域之广，待开发的领域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比拟的。问题出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税费负担过重；加之企业改制步履艰难，改制的成本和代价巨大。在这种条件下，相当多的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怎么有实力顾得上发展和改革？改变企业在转型时期的艰难处境，依靠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输血的办法是于事无补的。银行连续8次降息，对降低企业的利息负担是有作用的，但对激励企业投资却未起到预期的作用。用政府取代企业充当投资主体是否可行呢？显然，这是喧宾夺主，背离了改革的方向，不能长久。
　　价格常年下降，这是“通货紧缩论”的又一论椐。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反常态的走势：即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市场物价却常年处于低迷状态。在经济运行正常情况下，如果物价走势常年低迷，全面下降，这就意味着经济周期进入了衰退或危机阶段。现代经济学把衰退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又归结为银根紧缩所致。所以，这种现象称之为通货紧缩，认为它是货币现象，主张转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流行的“通货紧缩论”能解释清楚我国当前的经济态势吗？从现象上看，除了物价低迷之外，其他方面都无法与“通货紧缩论”对上号。首先，从1997年以来经济年增幅一直保持在7%以上的速度运行，表明并不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难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年增幅保持在这个区间是恰当的。一旦达到两位数，就会超越经济和社会的承受力，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市场秩序混乱。按照“紧缩论”的主张，只有总需求再翻一番，速度再增加一倍，物价才能转降为升。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势必重蹈1992年经济过热的覆辙。其次，现行物价指数不能充分反映转型时期的特点，不能全面反映市场物价的动态。当前，价外价，灰色价格和黑市价格依然是市场管理中的一大突出的难题。例如，幼儿园和学校以“赞助”名义收取的高额费用，聘用家庭教师支付的报酬，保姆或小时工的工资，住宅区物业管理名目繁多的收费，医疗服务方面的灰色费用等。这些付费项目已经在居民消费中占据仅次于基本生活需要的位置，而且金额和种类还有上升与发展的趋势。反映在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中，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用于购买基本生活资料的支出相对下降，用于服务方面的支出却绝对上升。特别是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超过了居民的经济承受力。一方面官方的价格指数下降，另方面价外价和未列入统计的价格却呈现上涨的势头。所以仅仅用现行物价指数判断经济形势，是有局限性的。再次，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近几年物价走势在度过全面紧束之后正处在缓慢调整过程之中。如果用基期年1990年为基数进行比较，这几年物价依然呈缓慢上升之势。据统计局资料，消费物价指数1995年为183.3，1996年为198.6，1999年为199.6，2000年为200.4，2001年为201.8.但是，用环比方法计算的指数，却呈现下降的态势。因此，把两种指数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对物价走势作出恰当的判断。
　　所谓“通货紧缩”是否由于货币政策偏紧引起的呢？根据经验数据，只要广义货币增长高于经济增长1倍再加几个百分点，就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会发生偏紧或偏松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货币供应一直保持适度的增长幅。1997年比上年增长19.5%，1998年14.8%，1999年14.7%，2000年12.2%，2001年17.6%.问题不在于货币总量，而在于货币投向。农业是基础产业，但农业技术改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至今仍然为资金短缺所困。而农村金融却出现存大于贷的反常现象，农村金融机构把在农村吸收的大量存款约4000-5000亿元上调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不改变货币投向，即使再增加货币供应量，也不能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燃眉之急。金融体制的弊端用总量政策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离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的大背景，对经济形势是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的。
　　支撑速度与化解风险：孰轻孰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宏观调节面临着两难抉择：即一方面要消除93年紧缩引起的负面影响，遏制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另方面又要正视1992年非经济因素诱发经济超高速增长造成的后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潜伏的隐患，化解风险。
　　1992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掀起了一股争速度，“上台阶”的热潮，不考虑客观条件的许可，上项目铺摊子，建市场热，招商引资热，办开发区热，工业园区热，高新技术区热，房地产热，硅谷光谷热，楼堂馆所热，一浪高过一浪，形成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有人形容，那时期银行敞开口袋放贷，财政敞开国库花钱。货币（广义）供应量超常增长，1991年为26.5%，1992年31.2%，1993年37.3%，1994年34.5%，1995年29.4%，1996年25.4%.货币多年超经济发行，给金融业埋下了风险隐患。当时就有人指出，按照最保守的估算，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不低于24%.从理论上说，商业银行早应进入破产程序。如今完全是靠国家信誉支撑。1998年以来，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速度是上去了，但金融隐患也在增长，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赤字骤增，以1990年为100，1993年上升1倍，1994年上升2.9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逐年攀升，1990年为12.1%，1992年上升为17.8%，1994年为20.2%，1996年为24.7%，1997年26.8%.这里说的是硬赤字，不包括或有债务或隐性债务。按照《预算法》的规定，编制预算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都不列赤字。但是，90年代以来，财政收支的缺口却呈现逐年上升势头。而随着改革深化，或有债务上升的势头更大。
　　国际经济形势也向我国提出严峻挑战。1997年6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波及我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金融大鳄几次冲击香港金融市场，企图染指我国内地经济。所幸的是我国未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这道防波堤才使我们幸免于难。否则，后果是难以设想的。然而，抵御了外患却不该无视内忧的存在。不消除潜伏的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国际投机资本随时会伺机兴风作浪，冲击我国金融市场，搅乱我国经济。所以，防外患必须除内忧。而且开放资本市场，实行资本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不过是时间问题。化解潜伏的金融风险是开放金融市场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此同时经济年增幅又出现下滑的趋势，1993年以来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构成了实际的威胁。尽管年增长6%-7%的速度与其他国家比较，是很高的速度，但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提供的实际效益要比发达国家少得多。大体上说，我国经济增长6%-7%，也就相当于发达国家增长2%-3%.如果增长速度低于这个速度，维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安置适龄人口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适当扩大基建规模，便难以实现。在现行体制下，没有必要的速度，便没有效益；效益要靠速度拉动，速度出效益。我们喊了十多年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至今没有变成现实。所以，90年代后期，宏观调控面临一项任务，就是遏止经济增幅下滑，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
　　但是，在有限资源供给的约束下，既要保速度，又要化解经济风险，却存在着难以兼顾的矛盾。不但增长要增加投入，而且化解风险需要的投入更多。补足社保基金缺口，降低企业和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等，这些都需要国家投入巨额资金。
　　“发展是硬道理。”经济中一切问题都要靠发展来解决，包括化解经济隐患和风险。没有发展，就不能创造出解决问题的物质前提。但是，如果无视经济风险和隐患的存在，只顾发展和增长，继续铺摊子拼速度，那么，势必付出恶化风险和隐患的沉重代价，最终将经济拖进不可持续的泥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表明，化解经济风险和隐患恰恰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前提。当二者不能完全兼顾时，应当率先抉择消除潜伏的危机，在化解并最终消除危机的前提下，使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有限资源的分配，既要优先用于化解风险，同时又要使经济增幅适应发展的最低限的需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例如爆发了全面危机，才有必要全力以赴克服危机，以暂时牺牲增长和发展为代价度过难关。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如果把着眼点放在转变增长方式和深化改革上，而不是求助于扩张性经济政策支撑速度，解决矛盾的空间是很大的，消除潜在危机和保持必要的速度是可以兼顾的。
　　近几年推行扩张性政策，虽然支撑了速度，但同时付出了加大亦已存在的风险和隐患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负面影响将会日益显露，深化改革的路途将更加崎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更艰难。体制是推动经济快速？高效？稳步？持续发展的长期起作用的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政策却是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当前，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已经成为继续推行渐进式改革，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的一大障碍。经济隐患不是孤立的，它是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的。经济隐患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经济不稳定又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因此，从确保全局的稳定出发，在争速度和消除忧患之间作出抉择，孰轻孰重，是不难理解的。
　　被市场边缘化的弱者：农民
　　工业化和城市化随之而来的是农村经济市场化，农村被卷进市场经济大潮，农民成为市场的参与者。市场通行的是弱肉强食法则。农民是天生弱者，农业是天生的弱势产业。因此，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中都会面临如何对待农民和农业的问题。特别是象我国这样的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大国。
　　在社会主义经济史上，无论是苏联，或中国，都曾经通过对农民征税和实行“剪刀差”政策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这个政策“把农民整得很苦”（毛泽东语），实际上是变相剥夺农民。工业化并没有给农民直接带来多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相反，造成了普遍贫困，城乡二元结构趋向稳固化。
　　回过头来看市场化过程中农民的命运如何呢？近二十年推行了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城乡经济全面市场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改革的步骤却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立足点，按城乡两大板块分别分步推进的。板块式改革模式虽可避免一体化改革带来的强震，但通过以下的分析，将可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