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评中国经济学界“主流的受阻”与“沉渣的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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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水主流受阻，由于力道下旋，随之沉渣泛起。洪水季节在都江堰的飞沙堰处就能观察到此种现象。“主流受阻”与“沉渣泛起”这道自然景观是目前中国经济理论界活动状态的真实写照，很值得研究。
一、中国经济学界“主流的受阻”是民心使然
中国经济学界“主流的受阻”是民心使然，通俗讲就是“私有化”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所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背景的鼓吹“私有化”道路的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笔者不反对私有制，却不赞成“私有化”。私有制作为个人是个自由选择的问题，它的存在与发展应该按照邓小平经济理论处理，只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群众愿意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成，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但是，“私有化”却把私有制看作事物的理想状态，作为社会的价值诉求，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总之，“私有化”理论是一个可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但是，当其“私有化”理论变化为实际行动且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之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种种罪恶在“改革”的借口之下，纷纷粉墨登场。人民不答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私有化”改革路径的选择画上了一个句号。现在回过头来，认真反思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价值取向，是完全必要的。
1、“私有化”论者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国有企业改革没有错，“民进国退”的改革方向也没有错，问题在于，“民进国退”是不是让少数几个“民”与“官”勾结起来“进去”瓜分国有资产？！因为主张“民进国退”，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理论研讨会，会上一位博士生代表3位研究人员发言。发言内容是用“博弈论”研究国企改革风险最小、效益最大的路径选择。大会发言1人只给15分钟，他因为代表3人发言，讲了30分钟，我举手第一个提问：你们证明了这么久，无非是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勾结起来瓜分国有资产，风险最小，效益最大，这玩意还需要证明吗？可能我提问的方式不太严肃，引起轰堂大笑。会议结束，我得到主持者不点名的善意批评：对年轻人和新生事物要宽容一些。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资产阶级的发家史，是资本主义制度创立过程最基本的运行机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对西方经济学恐怕只能择善而从之，否则没有出路。因为西方学者和政客们自己都觉得那一套行不通了，比方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强调可持续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他们强调“双赢”，这就是证明。
2、“私有化”论者对劳苦大群太过麻木不仁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劳动力市场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买方市场。面对普通劳动者走投无路、无可奈何、被迫接受低于道德底线的“血汗工资制”的悲惨境地，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但没有一丝同情心，反而到处吆喝，到处叫卖：劳动力工资低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仅仅是出于义愤，笔者2002年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人工资低（不值钱）是竞争优势吗?”的商榷文章。反驳者挖苦道：这种常识性的经济学概念都不懂，还在写文章？知道什么是比较优势吗？这样，迫使我不得不向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请教，又写了一篇“中国人工资低（不值钱）是比较优势吗?”的申述文章。亚当.斯密当年（1776）拿英国、美国和中国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1776）正是“国有乾隆、谷不生虫”（《环珠格格》台词）的康、乾盛世，而广州的老百姓连生存都没有保障，英国也很富裕然而死气沉沉，可是，当时并不富裕的美国却最具生机与活力，因为美国劳动者工资最高。亚当.斯密得出结论说：劳动力工资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而劳动力工资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衰败的象征。至于说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纯粹说的是社会分工与协作的问题。从国家的角度说，比较优势原理要求对外开放，不要闭关锁国；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说，比较优势原理要求合理分工，不要大而全和小而全。比较优势原理与劳动力工资高低是八竿子都打不到、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后来，因为温家宝总理亲自出面帮助民工讨工资，才唤醒经济学家们的社会良知，站出来为中国劳动力工资低打抱不平。可是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一方面感叹“主流经济学家面临着很大压力”，另方面又用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作例子，要求学界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主流经济学家”对劳苦大群太过麻木不仁，源于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不对，世界观不对，方法也不对。
第一，“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不对，是指他们完全站在老板立场上观察问题。如果我们站在劳苦大群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就承认当前的分配政策仍然不公平，如果站在老板立场上观察问题，就认为成现在的分配政策最公平。实践和理论都在拷打我们的社会良知。不用说劳动者劳动1年不但得不到工资反而倒贴的恶劣事件，就说劳动者只得工资，老板独占收益，公平又何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了，我们即使不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观察，管理和技术人员是“大资本”，普通劳动者总该是“小资本”了吧？普通劳动者为什么就没有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目前的分配政策不改变，两极分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就无法逆转，劳动者依附于资本、靠社会施舍和救济的地位就没有结束的时期。
第二，“主流经济学家”的世界观不对，是指他们非此即彼、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法。中国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宰经济学话语权的时候，社会倡导“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现在有人主张把公平放在突出位置，也就是主张“公平优先”吧，他们害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倾向，于是站出来力挽狂澜，提醒人们别忘记效率，不要搞新的平均主义。
抽象地讨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的话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平均主义一般是指处理劳动者之间劳动报酬的一种分配办法，而劳动者和老板之间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平均主义，当然也就不会有“公平优先”的倾向，这是一。其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平均主义是指西欧各国曾经推行过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面对的是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即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担心公平过了头，完全是无的放失。其三，起点机会均等、过程操作公开、结果分配公正的“平均主义”否定对象是特权理念和特权制度，面对的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即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这种要求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人们才明确意识到的，试问，谁才害怕这种“倾向”并感到了压力？其实，“效率优先”不对，“公平优先”也不对，效率与公平是可以同时兼顾的正相关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相生相克关系。
第三，“主流经济学家”的方法也不对，是指他们凭主观想象、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西方经济学最讲实证分析，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既然信奉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弄几个案例搞个实证分析呢？广东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财富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民工的工资10多年基本不动；不少地方出现了“民工荒”。请问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这种社会经济现象该怎么解释？
至于“主流经济学家”说“鼓吹增加工资”，老板就会抽走资本，到越南去投资，中国劳动力就业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越南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象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到处吆喝：越南人工资低（不值钱）是他们的优势。我们可以断言，那是越南人民的灾难，绝对不是福音。当今世界，财富增加靠牺牲子孙的利益（非可持续发展），靠牺牲社会的利益（负外部性），靠牺牲劳工的利益（血汗工资制），这种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已经是“过街老鼠”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唬谁、蒙谁呢？
二、中国经济学界“沉渣的泛起”是经济学的悲哀
中国经济学界“沉渣的泛起”指的是“挺郎派”（“左派”）重提的“国有化”思潮。重提“国有化”思潮被界定为“沉渣的泛起”，源于以下3点理由。
1、不堪一击的实证根据
为了重提和坚持“国有化”，“挺郎派”（“左派”）总喜欢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GDP年均6·8%的增长率来证明国有经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外国，我们没有去过，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说中国自己，我们都是过来人，有点发言权。
第一，面对1959—1961“三年灾难”的几千万饿殍，请问，那个GDP年均6·8%的增长率怎么还能说出口？
第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学生不读书，“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可是全党、全军、全民的共同走过的历史啊！请问，那个GDP年均6·8%的增长率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第三，邓小平不只一次地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基本没有改善，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再请问，那个GDP年均6·8%的增长率是能当衣穿？还是能当饭吃？空讲那个GDP年均6·8%的增长率，除了“自娱自乐”能证明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2、无耻至极的学理基础
“国有化”是历史的产物，撇开意识形态不说，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国有化”的理论分析是一脉相传的。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市场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政府对市场的科学态度，在中国叫“无为而治”，在西方叫“经济自由”。工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市场活动打破了地域局限，市场的不确定性空前增大，单个企业无法化解市场风险，经济危机频繁发作，“国有化”已是历史的必然了。所以，恩格斯虽然无情地讽刺那种把国家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谬论，但他还是承认国家所有制代替资本家私人所有制是历史的进步，凯恩斯也反对把国家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但他认为国家所有制是挽救现存社会制度免于灭顶之灾的唯一办法。
任何决策有利也有弊。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一个汽车高速公路和一个信息高速公路再加上一个通讯技术的个性化，市场不确定性问题缓解了，国家所有制的两个致命弱点曝露出来了。一个是低效率，因为国家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混淆了社会分工，低效率是必然的，西方叫“滞胀”，东方叫“短缺”；另外一个是监督失控，国家所有制的基本结构是市场活动主体左手握“权”，右手拿“钱”，社会对活动主体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西方叫“寻租”，东方叫“腐败”。非“国有化”又成了历史的必然，是曰“否定之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