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从结构与制度视角解释中国汇率政策和外部经济失衡(上)

4770408

　　 一、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和世界经济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失衡已经众所周知：美国在近25年一直保持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经常账户赤字。在2006年，经常账户赤字达857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5%。美国巨大的赤字主要通过日本、中国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来支持及获得融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2006年全球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达到了一个新高：18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07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也成为了美国国库券的第二大持有者，达3536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所持有的6488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货币自1994年至2005年一直紧钉美元，自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美元，改为参照一揽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但从2005年7月到2007年3月人民币只升值了7%。中国全球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的迅速增长和低速的人民币升值引起了华盛顿的强烈抗议：中国应该提高人民币的价格，以减少其全球国际收支项目顺差及与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在2007年3月28日国会听证会上，坐落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Morris Goldstein指出，中国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被低估了40%。他建议中国应当立即实施人民币升值10%-15%的首期政策。
　　我的观点是：华盛顿精英所提出的单方面关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方法对调整中国贸易不平衡现状并无帮助。如果所提出的建议对中国有利，为什么中国没有早就采取他们的建议呢？是什么阻止中国决策层做那些对中国、美国及世界都既有意义又重要的事情呢？华盛顿的精英分子真的仔细考虑过中国决策层所面临的困难么？还有，正如摩根斯坦利的Stephen S. Roach在2007年3月28日所说的：“在国会中的每位代表应该扪心自问一个很重要的假想问题：如果你成功解决中国货币调整的问题，但是发现三四年后加在美国工人身上的压力更大了，你会怎样想呢？”
　　我想要阐明的是，在中国汇率政策辩论中的模糊不清之处，并指出中国汇率灵活性的真正障碍。我认为，在中国汇率及全球失衡的问题上，中国、美国及世界能够找到双赢的解决办法。但是这只能建立在互相理解对方所面临的困难及互相帮助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美当前的经济关系可以比作战后的美欧经济关系，那时马歇尔计划的制定就是为了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同时实现美国和欧洲人民的双赢。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近期在上海作的题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成长与未来发展》的演讲就可以比作对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草案(或者更精确的说成是“保尔森计划”)的前奏。我深信马歇尔计划的精神如果被应用于中国，会比当前华盛顿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及贸易问题制造压力更有意义。事实是，如我后面所要详细描述的那样，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空前的挑战与机遇与战后欧洲的重建并非完全不同。没有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帮助，中国很难克服在经济、社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挑战。
　　简单地说，中国今天的主要挑战是发展有效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并通过这个体系有效、和谐及环保地雇用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社会中的过剩资本(过剩资本目前表现为中国持续的经常账户过剩及不断提高的外汇储备)。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都存在一个特殊问题：就是过剩劳动力和过剩资本共存。虽然中国目前人均财富存量相当低，但它事实上却拥有过剩资本并向美国等资本存量大国输出，从而为这些国家的过度消费提供融资。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根本性问题，而不应该让人民币汇率问题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为什么在中国的剩余资本没有用来雇佣其剩余劳动力，并以此带动中国工人工资、收入及消费的增长呢？如果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的共同就业可以在短期内发生，那会很自然地降低中国与全球的经常账户顺差并带来实际及名义汇率的升值。很遗憾，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通常不研究这类再基础不过的剩余生产要素就业问题，因为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是没有剩余的。在新古典生产函数框架下，资本和劳动结合而创造产出是没有交易成本的。西方学者将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价格、利率及汇率对市场失衡的调节作用。但在中国，隐性的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改革前后增长和繁荣的最大障碍。
　　二、中国不断增强的出口竞争力的根源是什么？
　　鉴于交易成本的概念在解释中国货币的诸多问题时的重要性，在这里对其进行清晰的阐述是非常必要的。与由市场供求决定生产成本不同，交易成本是人为产生的，并由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决定。比如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禁止个人和私企参与对外贸易和投资，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及投资的交易成本被人为设定在禁入性的高水平上。
　　交易成本虽然有时是隐性的，但它也是经营中实际成本的一部分。当交易成本高时，会增加经济活动的总成本，从而减少经济的竞争力。在1979年以前，没有国家担心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尽管那时工厂里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每月24美元(当时官方汇率为1.5元/美元)，而现在农民工每月工资已经达到120美元(2006年汇率为8元/美元)。
　　显然，低工资并不是解释中国当前出口竞争力增长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因素。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许多地方工资要比中国低，而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在稳步增长，尤其是有技能的工人，为什么外国的投资者仍然喜欢在中国投资呢？很明显，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较低的劳动成本，中国不断下降的交易成本和不断扩大的市场起了更大的作用。
　　不幸的是，参加美国2007年3月28日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的专家，在分析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时候，很少触及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对此发挥的作用。Stephen Roach明智地提出了“中国的竞争力不止来自低估的货币，也来自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的采用及对人力资本和基础研究不断增加的投资”。他正确指出了除货币以外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的许多其他因素，但是Roach还是遗漏了中国出口和外商投资部门交易成本下降这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以供应链管理技术和跨国公司体制为特征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对中国出口和外商投资部门的影响非常显著，其中一个重要结果是导致交易成本下降。信息技术革命之后，运用供应链管理技术的香港贸易公司能够从世界各地一大批商品中辨识出消费者喜欢的产品。他们也能够通过供应链从世界各地找到各个零部件的低成本供应商，包括在中国的供应商，并与他们签订可靠的协议，在世界各地生产相关零部件，并在最佳的地点组装最终产品，然后把产品及时运送到海外，包括美国。这些现代化的供应链体系得益于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内现代化的物流体系。事实上，国际供应链管理大大降低了从中国出口的交易成本。
　　不幸的是，国际供应链体系对于中国进口的作用还不像对中国出口那样有效。中国出口只涉及到国际供应链的一小部分，通常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利用中国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和生产设施的供给，出口商现在可以很有效率的进行这部分生产过程。特别是，出口商不需要担心消费和供应链运营的融资问题，因为这些融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纽约、伦敦和香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市场解决。
　　通过国际供应链系统进口到中国的交易成本则是非常高的，供应者不得不先发现消费需求然后寻找低成本的生产者。中国的消费者需求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中国缺少有效的消费金融，缺少有效的社会保障，缺乏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体系，个人消费所需的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较差，环境保护监管与实施乏力，产品质量监督的制度欠缺，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等。而这些影响中国消费的各种因素都在国际供应链体系的控制之外。因此，国际供应商在出口到中国时面临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国内经济结构及制度改革挑战正同时限制中国进口的增长，这才是中国经常账户持续盈余产生的根源。
　　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正在尝试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即由出口导向转变到消费导向，但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一点在后面将会详细讨论。在此，我想再次强调单纯依靠汇率变化将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进出口的交易成本不对称这个现实。
　　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可以因汇率的改变而直接受到影响，但汇率变化对交易成本却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在我看来，由于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的影响，中国出口的交易成本将在不久的将来继续下降，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即使劳动力成本会因为人民币升值、通胀和其他原因而上升也不能改变这一结论。换句话说，如果考虑快速下降的中国出口交易成本，我在前面引用的Stephen S. Roach的假想可能会变成现实：即使美国人解决了中国货币调整的问题，但有可能加在美国工人身上的压力会更大。
　　中国劳动力的成本目前依然远比美国低，再加上不断降低的中国出口交易成本，如果竞争力只取决于总成本，包括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那么日后美国将怎样与中国竞争呢？这是一个所有发达经济体都要面对的挑战，包括美国、欧洲、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在发达经济体一方，诀窍在于通过向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地区外包以减少总成本及提高生产率。香港、美国、日本、欧洲的跨国公司已经非常成功地与低成本经济体整合。他们很少抱怨中国的汇率，而更加重视在中国经营的隐性成本，选择关注如市场开放、监管透明度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总而言之，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很可能会更强大。为了实现中国贸易平衡，应该在降低进口交易成本上下工夫。由于阻碍进口最根本的是隐性的交易成本，而不是价格，所以，对平衡中国贸易这个目的来看，汇率的调节不如减少进口阻碍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