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十一五”：中国经济聚焦消费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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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是“十一五”时期亟需解决的棘手问题之一。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预计“十一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我国将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通道之中，成为一个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但这一前景的实现，是建立在内需增长特别是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增长将开始从前二十年的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
　　　　一、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1. 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投资、消费和外需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十五”期间，中国投资和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增长呈典型的二轮驱动特征，而消费却始终处于蓄势和调整状况。在投资、出口需要调整的情况下，“十一五”期间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领跑的作用。这是因为：
①外需增长动力减弱。1980——2004年期间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在全球主要出口国中的排序迅速上移。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超过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和进口国。2002年至2004年，中国贸易依存度年均提高十个百分点。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将远远偏离正常水平。随着部分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贸易摩擦高发期的到来和基数较大后增长减速等因素的出现，前二十多年出口对增长所起到的显著带动作用今后有可能减弱。从外资看，目前在一些高增长的行业中，外资的比重已经较高，同一行业中有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激烈竞争；这种状况使外商投资企业近两年在中国市场上的盈利水平持续下降，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竞争加剧和盈利空间缩小，会减弱外资进入的动力。目前来看，未来几年外商在华投资仍然会保持较大规模，但增长速度会明显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力会下降。外需留下的缺口，必须依靠内需来弥补。
②投资增长己近极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可以说是一种GDP资本超分配和投资拉动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即依超低廉的劳动力和快速集中的土地资源，在短时期内迅速形成和积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社会和产业资本，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2004年投资在GDP中比重已经上升到51.3％，按今年一季度的投资增长率，2005年全年可能会超过53％。过高的投资率，加剧了资源的紧张和短缺，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使经济运行绷得过紧。如果按照现在的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益的增长模式继续走下去，“十一五”期间的资源、能源瓶颈制约将更突出，中国经济增长也将因此走入死胡同。因此，“十一五”期间，我们必须实现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否则就会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③消费已经积攒了充足的动力。2000年，消费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只有0.79个百分点，而到2003年两者的差距则扩大到4.09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2001至2003年间，GDP年均增长10.8％，而最终消费总量年均增长6.7％，比GDP增长慢4.1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一时期经济的启动主要依靠的是重化工业和投资部门的自我循环，国内消费处于明显的积累期。根据经济学理论，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0.2％，而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则可拉动经济0.8％，是投资的4倍。从目前国民经济核算情况看，居民消费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1.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消费增长的快慢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常突出的拉动作用。
目前，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仅为53.6％，而全球平均为61％，低收入国家为70％，中等收入国家为59％，高收入国家为61％。因此，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调整后，“十一五”期间，启动消费的体制和政策时点将会出现。
2. 充实居民消费内容、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实现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动力。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和质量是否上升，不仅要看生存性消费，还要看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是否得到同步扩展。我国现阶段的居民消费贡献率和消费结构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与欧美国家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消费支出中吃穿用、汽车、住房、旅游大体各占1/4，并且住房、旅游的支出比重还在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消费率也在50％左右，而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接近50％。因此，扩大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二、制约消费需求的因素分析
1. 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减少，制约了居民的即时消费。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收入有明显增加，1978年至2000年的20多年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了3.4倍，年平均增长8.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1倍，年平均增长6.2％；到2001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比2000年末增长14.7％，增幅比2000年高6.8个百分点，全年储蓄存款比2000年多增478亿元。至2002年上半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万亿元大关。单从数字上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是很快的，但实际分析起来，居民的收入进入90年代以来其增幅明显少于80年代。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趋缓，实际购买力下降，我国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幅度从1993年的9.5％下降到1997年的3.4％，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仅4.6％，比1996年回落了4.4个百分点，1998年呈继续下降的趋势。二是收入分布极不平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于一些企业亏损严重，下岗职工已突破1000万，其相应收入明显下降，导致城乡贫困人员不断增多，制约了城乡居民的即时消费。
2. 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大。我国近些年来市场有些疲软。据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全国市场主要商品供求情况的分析表明，供过于求的商品：1995年为14.6％，1996年为9.1％，1997年为31.8％，1998年为33.8％，1999年为80％，2000年为79.6％，2001年为83％。市场商品供过于求，反映居民消费需求不旺。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消费率(最终消费率)偏低，因而使居民消费率偏低，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大。我国最终消费率：“六五”时期平均为66.1％；“七五”时期平均为63.4％；“八五”时期平均为58.7％；“九五”时期平均为59.5％；2001年为60.6％。造成最终消费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偏高。我国投资率之高，是世界上罕见的。我国1980年为35.2％，世界平均为25.4％；我国1990年为34.7％，世界平均为24％；我国1995年平均为40.8％，世界平均为22.8％；我国1997年为38.2％，世界平均为22.9％；我国1998年为37.4％，世界平均为22.4％；我国1999年为37％，世界平均为22.9％。我国投资率不仅高于绝大多数国家，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正因为长期以来，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2002年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为80.1％，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消费率分别为81.2％、78.8％和68.9％，而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仅达到58％，这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适应的。大大削弱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3. 就业不足以及就业前景的不乐观制约了消费的有效增长。相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7亿多劳动者中一半以上没有充分就业。在城市，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造成大批职工下岗，虽然一部分下岗职工经过培训获得了再就业机会，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职工处于失业状态。与1995年相比，2001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减少3000多万人，下降32.2％；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数减少近2000万人，下降59％，两者合计减少了5000多万人，下降38％。城市就业机会的减少也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劳动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人口自然的增长也对就业问题造成巨大压力。20世纪90年代前5年，新增劳动力绝对量年平均1250万人，后5年1450万人。如果按国民经济每年递增8％，仅能吸纳640-800万人就业。可见劳动力供需差额之大。就业问题的另一压力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农村约9000万至1.3亿剩余劳动力，随时都会形成巨大的民工潮。这些民工在1996年以后的经济调整中，约有50％在城市找不到合适工作，多数人滞留城市，加重了就业的压力。因此，城镇就业不足和就业前景不乐观制约了居民的收入增长，从而进一步影响人们消费支出的增长。
4. 供给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一是，在产品结构上，新产品开发落后于市场需求变化，如在家电消费热过后，新的消费热点出现断档。在城市居民一般性消费基本满足之后，没能及时面向农村市场，开发、研制和生产经济实惠的适合农民口味的产品。结果一方面造成部分产品“企业高积压、农村低普及”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使农民的购买力得不到充分体现，难以从根本上启动消费需求。二是，营销渠道不畅，限制了消费需求。我国消费品流通渠道主要以小商贩为主体，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这种以自发性、流动性、小规模和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传统营销方式，难以承担起维持社会商品零售额持续增长和启动新的消费热点的艰巨任务。我国农村有近10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据有关部门测算，1997年农村居民可形成的购买力达2.55万亿元，而实际形成的购买力却只有1.4万亿元，结余购买力1.15万亿元。究其原因，除了对农民的消费特点和商品需求结构缺乏深入研究以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农村销售网络和营销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三是，消费商品价格定位不合理，限制消费需求的增长。目前，我国部分商品如住房、汽车、正规厂家生产的服饰及其他名牌产品等的价格定位较高，与大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太大。这种超出一般家庭承受能力的高价位，既影响人们的即时消费能力，又给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生存空间。同时一些与此相关的服务性项目收费标准也较高，远远超出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也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拓展。
5. 流通环节不畅，阻碍消费需求增长。之所以说流通环节是影响我国消费需求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因为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够完善，行政性垄断、地方保护主义、紧张的工商业关系、落后的流通方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无形中阻断了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天然联系，导致了潜在的市场需求不能有效地转化为企业利润的增长。由于人为的原因，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地方政府画地为牢、各自为战；流通产业散、乱、差问题严重，导致零售和批发企业被迫展开低层次恶性竞争；平均利润摊薄，难以进行技术创新和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又进一步导致工商业之间债务增加，关系紧张，信任度降低，难以给消费者提供优良的产品或服务。可以说，流通的本质就在于货尽其流，物尽其用，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完成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惊人一跃”，而我国流通产业的不发达状态显然难以胜任这样的角色。
6. 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城乡二元结构是影响我国消费需求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当前制约消费增长的最大的国情。2003年，城镇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总额的57.6％，呈上升趋势，农民消费只占42.4％。其份额逐年下降。凯恩斯消费函数指出影响居民消费有两个因素：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去年初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自从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7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3.1∶1。理论界对于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谁大谁小，尚没有明确的结论，实证研究时采用不同的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采用跨年度方法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农民消费倾向明显低于城镇居民：采用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分等资料，以及农村分省的收入与消费资料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除1991年、1995年之外，其余各年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都不及农村居民。由此说明，边际消费倾向的形成机制比较复杂，传统消费理论认为低收入阶层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不能彻底解释中国的现实，而且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政策取向在实施中效果如何尤未可知。
7. 我国城乡居民的心理制约因素限制了有效需求的实现。目前，我国居民普遍存在“惜购”、“喜存”现象，居民“喜存”并不是因为手中的钱多，相反是因为钱不够用或担心不够用才储蓄。近几年，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由中央逐步向地方深入扩展，并且在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劳动保障制度、教育、劳动人事及国企改制等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明确规定取消福利分房和大包大揽的公费医疗。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一方面抑制了即时消费，使人们不得不为将来的子女就学、生老病死、住房购置甚至是下岗失业而储蓄；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人们消费预期，尤其是在现阶段，随着国企改革的继续深入，下岗人数不断增加，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安全网”覆盖面较窄，消费者普遍对自己的预期收入持谨慎态度，感到实际收入下降，预期支出增加，使得传统的储蓄动机进一步强化。因此，在就业、社会保障等与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解决之前，居民不仅不敢花手中的钱，更不敢花明天、后天的钱，居民的这种防范意识客观上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