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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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的经济运行没有像奥肯定律所描述的那样：高经济增长带来失业率的大幅降低，其原因，一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没有促进就业；二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隐性失业显性化；三是由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的结构性差异所引起。所以，应该确立以就业优先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以扩大劳动总需求，降低失业率。
　　【关键词】奥肯定律，经济增长，就业弹性，扩大劳动总需求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根据美国统计资料，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失业率变动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是1：2的反比例关系。这就是“奥肯定律”。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都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失业反向变动的关系。
　　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情况如何呢？
　　一、我国的经济增长没有揭示出奥肯定律所描述的规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经济出现低迷外，在总体上我国经济呈高增长态势。伴随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增长情况如表一所示。从表一可看出，虽然在1981～1984年，随GDP增长率的上升，失业率逐年下降；在1992～1997年，随GDP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逐年上升。二者有负相关关系。但在1986～1988年、1997～2000年、2004～2005年，随GDP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失业率都保持不变，似乎与GDP增长率的变动无关。甚至，在1984～1985年、1989～1990年，随GDP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也下降；2001～2003年，随GDP增长率的上升，失业率也上升，二者有同向变动关系。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同向变动的原因
　　就业与失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上述“我国GDP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并非是完全的反比例关系”可得出“我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非同向变动”的结论。
　　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同向变动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1、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没有促进就业增长
　　1998年以来，中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的财政政策，与银行信贷配合，把投资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如：农林牧渔、交通通信、环境保护等，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该年的政府国债投资在不同行业的比重及这些行业的就业指数见表三。从表三中可看出，政府在不同行业的国债投资中的优先次序与这些行业就业指数的高低顺序刚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恰好是就业密度程度低的行业。另外，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随着市场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但政府职能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尚未彻底转变。于是，各级政府部门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都把GDP增长速度放在首要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源配置偏离效率中心，导致一些项目和企业低效运作，短期内GDP是上去了，但长期内许多资产闲置，就业不能如期增加。
　　从货币政策看，政府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但是，在资金的供给方面，居民出于对失业等种种不稳定性预期，因而储蓄倾向相当高，伴随利率下调，储蓄存款反而上升。在资金的需求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大型项目享受政府保护政策，是银行放贷的首选对象，而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资本需求被人为压低。这样，在资本供需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资本的价格被人为扭曲。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形成机制仍然是刚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较快的上升趋势。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导致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GDP增加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增加。
　　2、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隐性失业逐渐转变为显性失业，造成GDP增加与失业率上升并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追求的是低层次的“普遍就业”，采取的是“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这种做法是靠牺牲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工资来增加就业的，是靠不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来维系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在企业内存在大量富余人员，造成庞大的隐性失业。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不断健全，制度不断完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隐性失业人员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富余人员被企业分流出来。于是，隐性失业显性化，失业率上升。但由于分流出来的是那些边际成本高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富余人员，因而国家的实际GDP并不受影响，从而出现经济增长与失业增加并存的现象。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引入“名义就业人数”和“有效劳动需求量”两个概念。名义就业人数指企业中在编人员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数量；有效劳动需求量指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在我国，名义就业人数和有效劳动需求量的数量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可见，有效劳动就业量的扩张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提高已就业职工的劳动效率和质量；二是增加劳动者数量，主要表现为利用企业储备的富余人员。现在，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因而经济增长只是增加了有效劳动需求量，提高了劳动效率，较为充分地利用了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储备的富余人员，但转轨时期企业要排出更多的富余人员，故而使名义就业人数下降。可见，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并非完全无效，只是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被就业制度、经济制度、统计方式等因素所扭曲，造成“有效就业增长中的名义就业量下降。”从表一数据也可看出，我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有时是正向相关，有时则是反向相关。假设二者之间呈线性关系，其线性拟合模型为y=1.532+0.041x，可决系数R2只有0.013，远小于0.7；且相关系数R只有0.114，小于0.4。尽管此模型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同向变动关系：当GDP增长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率将会随之上升0.041个百分点，符合经济意义。但此模型的F检验和T检验都没有通过，说明：回归方程的线性关系不显著。由此可见，1980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同向变动关系很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