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中国对俄劳务输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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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发展国际劳务合作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对俄劳务输出稳中有升,但受金融危机、贸易壁垒和政策法规的约束,中国对俄劳务输存在规模分布、人员素质、输出渠道、人员权益等方面的问题,所以认清俄罗斯经济发展形势,选择合适的对俄劳务输出模型,有利于解决中国对俄劳务输出问题,提高对俄劳务出口创汇水平。
　　关键词:劳务输出;俄罗斯;输出模式
　　
　　一、中国对俄劳务输出存在的问题
　　
　　1.输出规模低位徘徊,行业分布天平倾斜。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的预计,俄罗斯经济要达到7%～8%的增长,远东地区的劳务人员缺口达到1 500万,其中至少需要20 万～30 万中国劳务人员。两国除了在数量上具有互补性,劳务合作领域也契合。对俄劳务输出主要集中在具有地缘优势的东北三省,据2007年统计年鉴数据,中国目前拥有9亿农业人口,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其中东北三省1 300万,占6.2%,而剩余劳动力正与俄林牧渔的农业合作领域对口。所以中国劳动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中国劳务结构偏低,地区分布又集中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外派人员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农林牧渔业的低附加值行业,占外派人员总数的75 % ,在俄罗斯这个比例更达到了80%～90%[1]。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人口密度低,资源丰富,以木材、矿产、渔业和油气资源丰富著称,但经济相对西部落后,所以中国劳务输出仅可选择非技术行业。
　　2.人员素质偏低,科技含量不高。国际劳务合作的需求由体能劳动力向智力型劳动力转变,中高级技术工人的比重不断攀升。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新出台的整顿外国商品和劳务市场的州长令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在边疆区境内的贸易和生活服务领域引进劳力时,只录用那些业务熟练的外国公民”,并强调要“利用有经验的国际科学生产综合体的功能机制,建立外国劳务职业教育体系。”而中国对俄劳务输出主力军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工人,职业教育程度偏低,虽然吃苦耐劳,但凭借体力劳动出口创汇少,贡献营业额低,对比印度外派人员的英语和软件技术品牌和菲律宾的家政服务品牌,中国对俄劳务输出面对信息、绿色蔬果、医护等新兴市场只能望而兴叹。
　　3.输出渠道不规范,市场开拓能力不足。中国对俄劳务输出渠道主要通过用人单位与劳务派遣组织签订协议,由劳务派遣组织提供派俄人员,用人单位与劳务人员没有聘用关系,只有使用关系。所以,劳务派遣组织作为中介对劳务输出起关键作用,目前中国对俄劳务合作企业市场集中度低,2007年,按前十名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业务完成营业额计算,CS5仅为5.9%,CS10仅为6.8%,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对俄劳务派遣企业小而散,造成了派遣工作的规模和岗位缺乏长远规划,只注重短期利益,2006年和2007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的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分别为53.7亿美元和67.7亿美元,对俄的劳务合作仅占4.5%和5.1%,为对日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的1/5;对俄输出渠道建设的不完善,还造成了大量非法移民。在俄罗斯,估计每10名外国劳动力中,有4人属中国“非法移民”,他们对社会治安、民族团结、文化交流造成了严重影响[1]。
　　4.人员安全难保障,合法权益受侵犯。中国外派人员在俄罗斯没有受到社会和法律的有效保护,无法享受俄罗斯生人平等的待遇。例如,2007年1月15日开始生效的俄罗斯移民法修正案中规定,从4月1日起,俄罗斯将开始全面禁止外国人从事商品零售,“倒爷大包”式贸易模式的终结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在俄华商和劳务人员;俄罗斯非法移民也刺激了一些人的排外情绪,2004年在圣彼得堡修建大型综合设施(唐人街)项目从策划伊始就遭到了圣彼得堡市民的强烈抗议;近两年来俄罗斯“光头党”屡屡殴打、杀害外国人,华人也遭受袭击。俄罗斯投资、工作环境的不稳定使在俄劳务人员面临对利润和风险的两难选择。
　　
　　二、制约中国发展对俄劳务输出的因素
　　
　　1.金融危机对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由于金融危机,俄罗斯的劳动力市场上出现轻微的动荡,逐渐从雇员为主导转向以雇主为主导,工作机会减少,而求职数量上升。今年10月份俄罗斯单月GDP指标环比首次出现下降,幅度为0.4%,外资投资也放缓。按照金融危机失业顺序,首先面临下岗的是权益无保障的外籍劳务,从行业来看,除了首当其冲的金融机构,在裁员名单上列在第二位的经济部门就是人力资源公司和建筑公司,这导致中国很多建筑商放弃了原来制定的建筑项目;而华人最多的零售业由于购买力的下降也将迎来严重萧条。
　　2.俄罗斯对劳务人员政策的保守和排外色彩。俄罗斯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贸易服务协定》尚未签署,自然人转移受到限制,无法实现服务行业的自由化,这对中国劳务向俄罗斯第三产业转移设置了障碍;同时俄罗斯对外籍劳务输入实行许可证和配额制度,许可证审批冗长复杂,且配额有限。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数据表明2007年俄罗斯暂时居留配额仅为52 723人,而独联体国家如白俄罗斯又具有适用优先权,配额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的劳务供给,而且俄罗斯对土耳其开展能源补偿贸易,使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项目竞标中面临不公平竞争;此外,俄罗斯人口危机越来越严重,按近十年的减少速度计算,到2016年,俄人口将减少到1.34亿,相当于每周打一场 “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国劳务大量涌入自然造成了“中国扩张”的恐慌。
　　3.中国政府的缺位与越位。中国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对外劳务合作的意义和作用,至今没有制定《移民法》来统筹管理劳务输出并保障劳务人员的利益,而一些政策的出台反而不利于发展对俄劳务输出,如《对外劳务合作备用金暂行办法》要求所有取得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必须缴纳备用金,综合性公司缴纳100 万元,行业性公司缴纳20 万元。而享有对俄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因经营规模小、经济实力有限,无力拿出这笔备用金而使外派劳务活动难以开展[2]。政府“有限制、无监督”,不仅没有起到改善中介市场,适当引导企业发展的作用,而且阻碍了对俄劳务合作企业壮大。
　　
　　三、发展中国对俄劳务输出的建议
　　
　　1.选择适当的劳务输出模式。中国对俄劳务输出是对外劳务输出的缩影,要提高劳务输出整体竞争力应选择适当的劳务输出模式,笔者认为,目前比较成功的是菲律宾模式和印度模式。
　　菲律宾模式:又称“分布式经济”模式,即劳务输出以海员和家佣为最有竞争力的服务领域,遍布世界各地,劳务人员特点是吃苦耐劳,服务意识强。它得到政府的特别重视和极力推广,政府通过对海外劳工的全方位保护、培训计划和财政支持,使输出劳务占菲律宾人口的10%,其工资外汇收入成为菲律宾外汇的重要来源,并在政府的指导下,私营劳务输出机构成为开展对外劳务合作的主体。
　　印度模式:又称“收益经济”模式,即劳务输出以医务和软件为最有竞争力的服务领域,目的地为沙特等海湾国家,劳务人员是有技能的新型劳务人才。政府采取鼓励政策,颁布《外迁移民法》管理和保护劳务输出,但专业技术人员,不需劳务输出中介机构,也不归劳工部管理,可以自行出国谋生,他们在发达国家工作不仅直接赚取了外汇而且推动了本国某一产业的发展,如软件业。
　　中国对俄劳务输出适于采取“印度模式”。首先,在全球信息技术浪潮中,俄罗斯对熟练工人和各类专业人员需求也不断增多,由数量输出向收益输出转变,外派人员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印度和中国国情相似,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印度模式”能提高中国劳务输出规模和档次;最后,俄罗斯和海湾国家同为能源国家,现代化技术、市场经济较为落后,借鉴其经验有助于实现中俄互补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