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浅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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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解析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展现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两个层面的重要性，试图从中借鉴某些合理因素；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并给出建议，希望最大程度地推进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关键词：中国；现代性；批判；构建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观念
　　
　　中国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然而现代性问题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在中国学界明确提出来。但何为现代性，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就一般的意义而言，现代性是对现代化运动的理论反思。这诚如吉登斯所言：“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1]吉登斯在考察现代社会现代性状况及批判地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性制度的四纬度理论，即认为现代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等四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对现代性问题作了分析。或许利奥塔更早更准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2]由此可见，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出过现代性概念，但他关于资本主义历史文明的反思，可以说是具体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思想。
　　仅就现代化之于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是现代性的维护者或批判者，因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历史文明既给以肯定、又予以否定。这一思想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这里做一简要概述，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对历史文明的巨大推动作用时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从而形成“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但同时，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
　　但如果仅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肯定和否定的方面来理解其现代性思想，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应当集中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两个时期或者说集中于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这二者是相互呼应的。马克思对现代性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可看做是从形而上学的原则高度来批判的，而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从资本的原则高度来批判的，而这两者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针对国家与法以及其他的意识形式（如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他们具有极大的虚假性，因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4]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给社会与人类带来重大的灾难，如异化等。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这种原则高度（即资本的批判与形而上学的批判的结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很好地体现和运用。一方面，马克思首先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5]，从而展开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资本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批判。因为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抽象或异化的劳动正是劳动的形而上学性质，也正是形而上学使国民经济学的原理获得了哲学高度的原则表达。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达成了他对资本的批判，因为马克思论证了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就在于抽象的或异化的劳动。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原则高度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吴晓明所说：“除非资本与形而上学的双重‘魔法’能够同时被彻底解除，否则的话，其中的任何一种魔法都不可能真正解除。”[6]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
　　
　　马克思之后，关注现代性问题最多的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们都对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倾向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的原则，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更倾向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当然二者并非是对某一方面纯粹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思想领袖哈贝马斯致力于重建现代性，试图为现代性提出救治方案。在哈贝马斯看来，关键的一步就在于转换我们的生活方式，即从意识哲学的范式转到交往行为方式。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哲学突出的是单纯主体性向度，其核心概念如理性、主体性等都是一定认识范式的创造物，因而不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交往行为与之相反，它凸显了语言性、主体间性、开放性等特征，其核心就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达成相互理解、协调一致的关系的可能性。在这种行为范式中，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互动才会增多，才能使个体间的沟通难题得以解决。
　　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现代性时，则是更多地从其现代性理念及其带来的文化的角度着手。尽管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有不同的思想侧重点，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几乎都在于反对（否定、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等理论倾向。他们试图建立一种提倡反基础主义、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的，尊重差异和边缘的、超越现代性理念主导下的文化。利奥塔把具有现代性特征——普遍性、权威性、绝对性的具有最高意义的政治和哲学的叙事方式称之为“元叙事”，然而由于西方社会的发展，这种“元叙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中应当倡导一种具有原初和开创意义、富有异质性、多元性的叙事方式即“小叙事”。 后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德里达试图摧毁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语音中心主义，反对“概念化”思维方式。从“差异”到“延异”的变化，明确地体现出德里达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倾向。德里达认为，“差异”概念不足以表示差异本身，而“延异”一方面意味着两种因素之间的不同、差异，另一方面还意味着这种差异中隐含的某种延缓和耽搁。在德里达看来，“延异”是一种延缓、转移，是一切未来可能的差异化运动，因而包含着越多的差异化的可能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分别作了“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那种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理论。但我们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吸取些可借鉴因素。
　　三、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当前中国出现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众多讨论，其中讨论最多的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就是中国要不要现代性的问题。显然，这是个伪问题，因为现代性是一种历史演进机制的问题，而不是我们通过探讨加以取舍的问题。这诚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7]。但哈贝马斯并没有被动地接受现代性，他也意识到了现代性所产生的病态，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根植于体制性的、自我生成的危险”，因此现代性是“一种尚未完成的设计”。所以，我们决不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也决不放弃对在追求现代性进程中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关注与解决，现代化产生的问题只能在现代化过程中解决，正如马克思所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5]，也决不能“一分为二”地切割现代性并且只选取对我们有利的成分，因而中国目前处于一种独特的历史境遇中，即超越西方国家现代性的、在全球后现代性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有人将之称为“新现代性”，或许利奥塔的“重建现代性”更精确地表述了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