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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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迟到”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内部障碍太大的结果，而这个障碍的排除是通过土地制度的变革，运用国家强制力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从而成功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启动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土地制度；变革；中国现代化
　　
　　一
　　
　　根据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任何农业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突破简单生产，使农业经济剩余能有效投入扩大再生产，所以，任何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都要求农业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并能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1]。因此，本文在考察中国现代化启动①的内部障碍时，从农业剩余入手，考察与农业剩余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明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问题，第二，明代政府在农业剩余转化上扮演的角色问题。为便于分析，将它分为两个方面，即农业剩余生产上的障碍和农业剩余转化上的障碍。
　　农业剩余生产上最主要的障碍在于明代的土地制度使农业生产只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突破，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必然导致农业剩余的有限。
　　明代就土地所有权的分布来说，大致的情况是：自洪武初至永乐末（1368—1424），土地所有权比较分散，全国有大量小自耕农存在。其后，土地兼并情形逐渐严重。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地主和小自耕农存在。
　　与这种土地所有状况相应的土地经营方式主要包括自耕农的直接经营方式与租佃制经营方式。这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有一个相同之处，即在耕作方式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集约化耕作模式。
　　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集约化的耕作方式，是以高强度、高密度的劳动投入来换取一定土地上的高额产出。这种方式在生产工具等其他条件不配套时极易导致耕作面积的细小化。所以，由宋至明清，在单位面积产量上升的同时，一夫耕作面积却不断下降，由三四十亩降为一二十亩。这表明，与集约化的农业耕作方式最相适应的是小规模的土地经营。这恰好与中国农业生产中家庭这个基本生产单位相吻合[2]。
　　但是这种耕作方式使中国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只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突破，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其消极影响表现在：第一，农业生产在单位产量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这可从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变化中窥见一斑。根据吴慧的估算，中国单位劳动力产粮战国时期为每年3 045斤，唐代时提高到4 261斤，明代则降为3 756斤[3]。第二，农业生产对人力投入的依赖持续发展，势必使农村绝大多数人口陷入为果腹而劳作的境况之中，使农业成为“糊口农业”，从而使得农业为工业化所能提供的剩余相当有限。第三，大量的人力投入虽将传统农业推到一个很高水平，但这对农业生产中的新式投资、新技术的采用，却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因为新的投资与技术意味着单位土地可容纳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当时其他生产部门也无法吸纳更多农村剩余人口，除了固守旧有的耕作方式，广大农民别无他途[4]。
　　由此可见，明代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人力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而不是依靠增加资本与技术投入的内涵式发展，这种增长使农业生产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突破，其增长是非常有限的。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早在18世纪就敏锐地指出，“中国可能已经获得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获得的全部财富。”[5]
　　当然，不能由此就断定16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没有剩余。那么，假如有剩余的话，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业剩余是否有效地转化为工业化所需资本积累？这牵涉到在农业剩余转化中政府的角色问题。这也就是下面要探讨的内部障碍中农业剩余转化方面的障碍。
　　农业剩余转化上的障碍在于明代政府无力也无意承担起有效提取农业剩余的责任，从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相当消极的角色。
　　关于16世纪明代中国的税收水平，根据黄仁宇的推算，直到16世纪之初，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算，税收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6]。对于一个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庞大帝国，整个税收水平仅为农业产量的10％，这应该说是很低的。低税收的唯一正面影响是保证了大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但这种好处并不能惠及直接的劳动者。所以，这种崇尚轻税的税收制度在拖累了政府和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同时，更使16世纪的中国在经济上的突破由于缺少一个能够有效提取农业剩余并将其转化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政府而变得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