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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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中国的社会分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分工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慢慢变革着生产关系，产生了许多深层次问题。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唯物辩证地阐述了分工的产生、运动及消灭的运动规律，为我们认识、分析及解决当前的社会分工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马克思；分工理论；中国；社会分工
　　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中国的社会分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为主的三大产业的分工纵深、交错发展，呈现出工种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要求越来越精的三大特点。一方面，分工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分工的发展又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二者呈现出一种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分工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产业差异、地区差异十分明显、劳动者的片面发展、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化等。科学地看待中国当前的分工及其所产生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为指南。
　　
　　一、马克思的分工理论
　　
　　（一）分工的产生及性质。在分工的起源上，马克思指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1]分工只有人的生理前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1]按马克思的理解，分工与生产力是一种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还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随着分工与生产力的交互发展，“分工的自然形成的性质”逐渐为分工的社会性质所取代。
　　（二）分工的辩证运动。分工一经形成就开始了辩证运动，在考察分工的辩证运动之前，马克思首先对分工的物质前提予以明确：在民族内部，由于土壤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2]在此基础上，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大的分工的可能性。”[2]其次，分工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所有制下的分工。马克思明确反对那种脱离具体历史环境，把分工看成是观念的范畴的做法，指出“德国为了建立城乡的分离这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1]马克思依据历史发展的逻辑将分工划分为若干阶段，并考察了分工的辩证运动过程。按分工发展所代表不同阶段的所有制，马克思将其分为四个时期：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及资本所有制。在部落所有制中，“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分工已包含了矛盾，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在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下，“分工已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1]农村与城市的分工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因为其第一次使阶级关系明朗化了。在封建所有制下，分工继续发展，一方面，“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另一方面，人类历史的又一次大分工：工业与商业的分工也出现了，“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1]作为结果，“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 [1]商人阶级的出现又进一步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封建所有制下的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大大简化，分工“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1]由于分工的递进效应，分工又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分工更细了，使用机器的数量更多了，利用这种分工的范围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规模更大了。”[1]
　　（三）分工的消灭。由于分工产生了严重的片面化和异己化，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分工的主张。原因有三：首先，分工使劳者无食，食者不劳，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分离。“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状况成为可能。”[1]其次，分工所产生的效率是以劳动者的片面、畸形发展为前提的。“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1]最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1]社会的人被分工分割为孤立的人，健全的人被分工分割为残缺的人，造成了人的片面、单向发展。对于如何消灭分工，马克思首先指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只能是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1]消灭分工是一个动态的、用新的分工代替旧的分工的辩证运动过程，那种将消灭分工简单地理解为分工的完全消灭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引用亚当·斯密的话提醒我们：“个人之间天赋能力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1]因此，消灭分工只能是以新的分工代替不合理的、旧式分工的过程。
　　
　　二、在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工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工格局有其历史根源。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社会，社会分工的形式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内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只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在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历史发展的滞后性造成了中国的社会分工总体上还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上，分工的总体格局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
　　第二，中国社会分工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要求。按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社会分工的变化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一方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和质的提升，各项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不断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产业部门，各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得到了普遍提高，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今天的产业格局；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要求社会分工的扩大化与细化。
　　第三，当前社会分工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由分工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已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总的看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普遍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体力型、技术型产业劳动者的收入低于知识型、资本型产业劳动者的收入；中西部地区收入低于东部地区收入；反映到社会层面，表现为贫富的两极分化。按照国际公认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2001年的基尼系数为0.447。最穷的1/5人口占总消费的4.7%，最富的1/5人口占总消费的50.0%，贫富比差为10.7。按世界银行2005年排名，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85位，已经接近于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