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经济增长的管理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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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1世纪，人类步入信息社会，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方式初见端倪，经济全球化大潮为世界经济发展赢来机遇。本文从管理学的层面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原因以及影响。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征，深入探索经济发展的演变趋势，全面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企业国际化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促进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优化资源配置，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弊端。面对中国经济国际化趋势，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采取有力的措施维护一体化体系的稳定。从世界经济角度来探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进程，并运用不同方法来衡量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在该背景下分析中国企业面临的整体影响和压力。
　　关键词：经济增长 管理学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全球化的进程，也改变了产业模式，产业分工的改变，使以往的产业升级逐步改善在某种优势上的升级。产业分工细化的结果是各家公司把有限的技术资源集中发挥自己的强项，形成别人无与伦比的项目。对于每一家企业来讲，凡是可以从市场得到的产品服务就绝不要自己搞服务，目的就是把有效资源集中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全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国际化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些机遇包括：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活力，改善其经营环境；提高管理水平，推进规范化发展；可以将资源配置视野置于全球范围，进而增加国际化力度；有利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完善信息体系，走上强国之路。
　　
　　一、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潜在着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GDP)年均增长达9.3％，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四位，100多种产品产量雄踞世界第一。长达30年(1978～2008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举世无双，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令国人自豪亦使世界震惊。如果说前些年海外对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真实性大加质疑的话，那么面对全中国确切的说是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犹如“大工地”的建设景象，则是一片叫好声。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建筑之豪华壮观，仿佛使人置身于纽约东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之中。中国变化之大之快实在是太神奇了。的确GDP的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改变，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高增长所带来的危机。
　　
　　危机之一：中国经济理念的误区
　　在中国，通常只有GDP、经济增长率、外贸总额、投资总额等指标，而没有“生产力质量”和“技术基础”的概念，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理念上的一个重大缺陷。生产能力永远是一个决定性和限制性的因素，所以如果仅仅是以增长为衡量的指标，忽略了限制性的因素，生产本身的意义则可能是破坏性的。因此我们需要的生产力的观念是：一方面能够将投入与产出的一切努力都加以考虑，同时又能够根据与产出的关联性来约束所有的投入，而不是假定有了投入与产出就是生产力的有效结果。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产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许它们无法用数字来衡量。首先是资源的因素，人们究竟是持续不断的使用各种资源，还是有限度的使用资源，都会影响到生产力的高低。最没有生产力质量的政策，莫过于希望在追求生产性努力的过程中独享资源。其次是能力的因素，在中国制造系统中，很多企业都是全流程的操作，在人们的认识上，最好是能够把所有的环节都放在自己的经营范畴下，目前看到制造企业、商业流通企业等等就是这种能力无限膨胀的表现，但是，任何企业、任何的管理者都各有其能力和局限性，每当企业或者管理者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性的时候，也许就意味着失败的开始，能够体察自己的局限性所在，也是生产力的要素。最后是组织结构的因素，无论是区域、行业还是企业，各种活动之间的平衡会深刻的影响到生产力，如果不能够合理、明确的界定组织结构与分工，而是依据自己所喜欢的方向努力，那么结果就是造成生产力缺乏。以上的三个要素在衡量生产力的指标中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缺乏这样的指标正是我们经济统计的一大漏洞，会削弱经济政策预测。同样的影响是“技术的基础”，技术所产生的影响是明确而不需解释的，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清晰无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本质影响，如果仅仅以为技术投入与经济增长是相关的话，而忽略了对于技术基础的明确理解，那么这样经济增长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人把技术与竞争、技术与劳动力过剩、技术与资本需求增加等等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联系是错误的。技术并不带来竞争优势，技术也不会造成劳动力过剩，技术更不是资本投入的增加，技术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一种控制的观念。因为技术的出现，对于个人或者企业的局限性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技术能够真正实现高度分权、弹性和自我管理，技术能够在手段和目的、投入和产生之间保持平衡。如果不能够如此理解技术并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增长的方向和方式本身就存在的先天的缺陷。
　　
　　危机之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构失衡
　　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结构分析比总量分析更重要，这是因为总量的失衡通常是由结构失衡所引发的。比如2004年房地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过度投资引发的总需求膨胀。
　　另一方面，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日益溶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中国经济越来越像一个局部结构，外来的供给和需求在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中的份额被不断的放大，正如2004年～2006年间房地产热中有着大量的外资在涌动。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的常态。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除收入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失衡外，还有消费结构、需求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等等不同程度的失衡。一般来说，收入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消费结构的失衡，进而导致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失衡，最终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有资料表明，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9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1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多个百分点，如果从收入分配入手探讨结构失衡，收入结构的失衡是最为明显并最具争议的。一个稳定的、相对均衡的收入结构应是中间大，两头小的菱形模式。一个非稳定的失衡的收入结构则是收入大的上层小，收入小的下层大的两极不对称的金字塔结构模式，不幸的是，中国的收入结构恰恰属后一种。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固定资本率为23％。中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1.6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9.9个百分点。从消费的结构看，中国的普通消费品产能因多数人收入不足而处于过剩状态，高端消费品则供需两旺，看到收入低下的7亿人口处于节衣缩食的状态就会明白内需为什么不旺，与此相对应的是少数暴富者的过度消费，其追逐奢侈品的疯狂程度令西方人都大感震惊。与这种畸形的消费结构相联系的是中国产品结构畸形的升级换代。这样一来，一极是被称为“房车路”的某些产业链的自我循环的欣欣向荣，另一极是普遍存在的一般消费品的产能过剩或消费不足，通胀和通缩的压力并存，宏观调控陷入两难窘境。结构失衡的增长是不可能永续的，过于扭曲的结构会使张力崩溃而导致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结构失衡所留下的隐患正日益显现。
　　
　　危机之三：中国经济供求失衡
　　中国的经济是供求失衡。只要有“总需求”，投资再多也并不会“发热”。而缺乏“总需求”才会引起过热或发烫。例如汽车行业、房地产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严重失衡形成了泡沫之源的深层原因。
　　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也大大增加了经济泡沫化的危险，因为这只能使得全国的消费力和“总需求”进一步减弱。比如说医疗，看到医疗改革后对中国“总需求”的巨大牵制作用，就令人困惑。医疗“改革”了，需要人民自己负担了，情况大变。全国第一例SARS广东黄先生，治“非典”就花了16万元。假设平均每人需存8万元以应付医疗，同时全国不再是5％的人存钱，而是100％的人都需要存钱。这一下，全国用于治病的“准备金”就将会高达：13亿人×8万元=104万亿元!相当于目前全国“居民储蓄”近10倍!可见，免费医疗和自费医疗对于“总需求”的作用有天壤之别。
　　
　　危机之四：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瓶颈问题阻碍了中国的持续发展
　　GDP的泡沫和国民财富的缩水，生态恶化既表现为中国财富存量的巨大流失，同时也降低了财富的质量。但是，这些问题在短期内不仅不会削弱GDP的增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GDP的增长。当然，长远看这是非常有害的，它会降低劳动力身体质量，透支国民财富的未来并相应减少人们的福利，更重要的是动摇人们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资源瓶颈问题的确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显现，一方面相对人口比例，中国属于资源贫乏国家；另一方面粗放式的生产和过度的滥采以及严重的资源浪费，又加剧了资源的紧张、推高成本和造成通胀的压力，但并不构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威胁，科技的进步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将改善资源的利用和缓解通胀的压力，但中国将为此付出利益外溢的代价。
　　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性，资源掠夺式开采的疯狂性，水资源和能源的严重短缺的危险性，性病、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流行的危害性等等都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仅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威胁人们的健康安全，而且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质性体现
　　
　　正视危机要求我们回到经济增长的实质性上去做思考，这本身就是增长面临的挑战，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管理的能力、经济的绩效、增长的质量将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现象，体现在五个层面：
　　第一是生产要素或者说生产力的要素一一资本、土地、劳动或人力资本，技术等等。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TFP)。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提供的资料：1978～2007年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9.3％，资本积累贡献率为59％，劳动力总量扩张作用为9％，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32％，也就是说，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推动经济增长5.5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可见，资本的快速积累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当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起了作用。
　　第二关于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组织。具体的说，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系，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各种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置状况及其相互制约的方式。产业组织是指分工和专业化的方式。生产要素投入的技术组合和分布规定了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组织的类型。而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的组织反映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水平，从而表现经济发展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地区)与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可以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差距来衡量。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高级化过程也就是经济增长过程。统计显示，中国从增长速度看，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约为5％，第二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都超过10％，以两倍以上的增速快于第一产业。第二、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高于第一产业。
　　第三是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状态。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企业正在逐步发育和成型中。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经济增长率和绩效都高于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大约高出3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也高于计划经济时期。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步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变迁。制度的改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通常是传导性的，它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配置发生作用，从而构成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比如农业联产承包制改变了农业的配置方式从而增加了绩效；财政包干强化了地方经济的角逐和竞争而提高了产出总量；GDP增长的政绩考核强化了行政干预经济的动力；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和系列法律法规以及加入WTO，使海外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改变了中国产业的分工格局；激励民营企业的公开规则和潜规则促成了民营经济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开放规则的差别使两地经济发展迥然不同。如此等等。双重的规则、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企业、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推动的双轨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
　　第四是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所占据的地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不可避免。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其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而引起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可以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生产要素报酬递减的问题，以及稀缺资源的瓶颈问题。只有创新才能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实现超额利润，企业家本身的人力资本才能随之增值。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消费品市场兴旺，城市消费增长强劲。中国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政策面影响：继续扩大内需的成效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作用。增加居民收入；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鼓励和支持居民的消费需求；放开投资限制，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促进金融稳定、规范、有序运行，保障经济平稳增长。市场面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景气普遍走低的环境中，强劲的发展势头，醒目的增长业绩，为国际中国投资者增强信心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因此，只要中国能够通过合理的调控，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快速发展，非国有经济投资就能持续增多，为经济增长增添更强的动力。外向型经济的新突破通过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推进和提高了生产技术和产品档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功不可没。在出现了商品和资本的“双过剩”现象之后，对外开放要将推动企业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外向型经济有新突破。
　　第五是稳定增长中的转型与变革。首先，高增长和低通胀是经济增长稳定期的基本特征。进入稳定期以后，经济运行在总量关系方面的特征是供求大体平衡，总供求总是围绕平衡点附近运动。其重要原因是：需求特别是消费结构升级引起的源头性需求拉动仍然比较强劲，这就决定了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供给增长能力强劲，市场对供给总量和结构的调节能力很强，使得供给能够及时跟随需求变化而变化，这就保证了供求关系的大体平衡。在这一格局下，一方面市场空间很大，市场需求对产业和企业的拉动比较强劲；另一方面要求进入这一市场的产业和企业众多，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这样必然出现高增长和比较激烈的竞争相伴随的格局。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以往没有的特点，也为深化改革，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外部环境。其次，重化工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将加快。由需求结构升级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极大地拉动了重化工业增长。通过调控，一方面重化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与此同时，随着重化工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善，局部的产能过剩也开始显露，并由此导致价格下降，竞争趋于激烈，企业效益降低。这一格局必然带来重化工业的调整升级。必然使其由数量扩张型转入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型。第三对外贸易进入转型期。近年来，中国外贸出口持续保持了30％以上的高速增长。主要原因是：第一，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大幅度增长；第二，中国竞争压力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向国际市场，例如轻纺、服装、家电等，依靠劳动力资源优势，以及民营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推动了一般贸易出口大幅度增长。预计这些因素将继续支持出口高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竞争加剧，价格下降的环境，又必然约束进口增长。这样必然导致贸易顺差扩大，导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以数量扩张为主的贸易增长方式面临一系列压力，必然会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型方面转换，通过这些变化来提高出口竞争能力，缓解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