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用城市化创造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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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债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也把中国经济推出了原有增长轨道,由于全球化的修复将会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原有增长动力正在消失
　　
　　中国自2003—2007年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得自于两方面的变化,从国内看,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相应发生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从国际看,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使出口成为这一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正是得益于国际、国内这两方面的重大结构变化,使中国在这一时期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其中,钢铁和有色等基础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120—170%,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设备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60—70%,出口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也普遍高达50%以上,而同期的投资增长率为31%。
　　从现在到“十二五”末期,乃至更长时期,如果不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中国将失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年均增长率有可能降至7%甚至更低。
　　从国际看,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中断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拓展过程,从2009年三季度美国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庞大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得到处理,美国政府只是通过一些临时性安排将这些有毒资产掩盖了起来并向后推延了清算期。所以危机还有在今后再度爆发,甚至是更猛烈爆发的可能。至少未来中期内,世界贸易不可能再现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景象,若美国像日本那样,要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走出萧条阴影,世界贸易的萎缩期就会更长。由于次债危机还有更大规模爆发的前景,2011年后中国出口需求的萎缩甚至可能超过目前程度。而要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就不可能依赖出口需求。
　　从国内看,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由此导致居民主体的收入增长不能与总体经济增长同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国内有关研究说明,处于中位收入值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仅占15%左右,所以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从而难以形成上世纪80年代以家电进入家庭为代表的“排浪式”消费,也难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由此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将使投资增长难以持续。
　　为了应对次债危机,中国政府目前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但这种做法包含着一个尖锐矛盾,就是如果本轮巨大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在未来没有需求对象,就会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有人说,2009年的庞大贷款和投资主要是加在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不会加大过剩产能。但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帐。况且,到目前为止的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也高达27%,从2003年以来的情况看,这并不是一个小幅度的增长率。如果到2011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再次爆发,政府不再有这样的投资和贷款大幅度增长空间。从这一点看,如果继续维持在原有的增长轨道上前行,投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会减速增长,至少在新全球化修复过程中的10年内,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7%甚至更低。
　　
　　压产能、增消费,绕过分配难解增长困局
　　
　　政府已认识到中国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由此改变总供求的平衡态势。这种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理论上却讲不通。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原理早已说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有四个,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剩的发生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而我们目前却只在生产环节打转,是绕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矛盾走。其结果是,压了钢铁和水泥等又会出现其他的过剩部门,就是采用强力的行政手段限制死了所有产能增长,储蓄大于投资的矛盾仍不会消失,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而大量外流,对中国更不利。所以,绕过分配环节无论政府想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同理,企图通过刺激消费来阻止不断下跌的消费率,目的也达不到。因为,在不触动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如原来打算两年后才更新的彩电由于现在有购买补贴就提前到今年了。所以,由消费刺激政策所出现的现阶段消费高峰,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而且,由于不触动分配结构就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会极为有限。
　　企图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短期内可能会有小的效果;从长期看,却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矛盾,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消费率。
　　政府目前还希望用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来寻找新的投资需求方向,但是若寄希望于对这些产业的投资规模大到能替代原有国内支柱产业投资和出口需求,恐怕会很失望。因为任何国家的新兴高科技产业都不可能成为产业的主体,对大国来说更是如此。这类产业不仅需要巨大规模的投资以及很长的研发时间,并且有极大市场风险。所以,发展这类产业所形成的投资从规模看,远不可能替代传统支柱产业的投资规模。
　　绕过分配环节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已经陷入困局,也会使宏观调控越来越困难。因为,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在中国外部正酝酿着更大的危机,如果2011年以后更大的危机再次袭来,可能正逢本轮投下去的巨大投资开始转变成产能,国内生产过剩矛盾将更加突出,政府是否还有这次这么大的投资增长余地呢?
　　宏观调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在目前陷入了混乱。为了应对萎缩,政府被迫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平台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危机期间在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危机过后为了解决生产过剩要压缩产能,又以要“消灭落后产能”为理由,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中小企业以民营为主体,必然会形成国有兼并民营的格局,由此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难题?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却有体制与战略两方面。体制方面的原因是,改革造成了新财富阶层,他们不仅能够通过劳动获取收入,也能够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取收入,由此形成了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开始建立,收入差距拉开得大一些难以避免,如果现在就对市场经济体制动大手术,不仅对社会振荡大,而且很容易让“先富阶层”动摇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从而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固。所以,由体制因素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必须要纠正,但应当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进行。
　　战略方面的原因是,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中国在长时期内保持了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到2007年底虽然中国已经有5.9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但其中包含了1.6亿农村人口。在这1.6亿农村人口中,有1.2亿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其他是“县改区”和建制镇范围内的农民。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中,只有约2000万人是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其他则以“民工潮”的方式春节时回乡。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不是真正的城市人口。由于统计原因被计算到城市人口中的城区和乡镇的农民,更不能被视为城市人口。这样计算下来,2007年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4%,比统计显示的城市化率低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