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韦伯思想与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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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思想与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建构
实践表明，伦理与价值体系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精神支撑。德国著名经济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唯心主义色彩的烙印，但是，书中蕴含的伦理观有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在韦伯看来，伦理与价值体系在特定条件下，决定着某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成败。一种经济制度的产生，既需要物质条件，也需要精神条件，只有二者兼备，才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制度。[1]651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标识的伦理价值体系，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因。这一理论建树，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体系，颇有启迪。
　　一、从《新教伦理》的逻辑梳理入手
　　解析韦伯伦理思想的独特性
　　韦伯用毕生精力考察研究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在深入探讨世界各国民族精神与其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内在联系的剖析，揭示宗教等非经济因素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作用。
　　在《新教伦理》中，韦伯探究了近代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问题，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路德的职业观念;并由 职业观念演绎出天职命题，即由上帝安排工作;进而将此天职观[2]58作为整个伦理分析的逻辑起点。然后，以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宗教伦理观为基础，阐释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指出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2]141。可见，探寻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正是韦伯伦理观研究的逻辑终点。
　　在类比各宗教派别的伦理观时，韦伯把宗教的理性化程度看作社会行动与社会组织的理性标志，认为从逻辑起点到终点，论证理性化过程至关重要。在他看来，所谓理性化，就是要求人们通过理性的推测，自由地选择合适的手段来实现目标理想，包括国家管理的理性化，以及个人观念和经济组织的理性化。正是这种理性化潜移默化的作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西方国家。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虽然有传统而独特的宗教文化，但还没有达到西方社会宗教的理智化程度，理性化仍然停留在经验主义的直觉判断上。所以，资本主义精神难以在东方国家产生。
　　韦伯在《新教伦理》的前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不仅仅源于经济、政治、法律、技术等诸多因素，更重要的是源于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精神。正是这种富含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然而，以往人们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因主要归结于经济发展或马克思所阐释的历史进化论。前者侧重于从经济等因素入手，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后者强调西方资本主义产生，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阶级斗争，以及科技进步等因素。依据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动因进行上述两种解释，韦伯是认同的。不仅如此，他有其独到见解，认为资本主义更具有其内在的精神特性，而不只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独特的理性主义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
　　上述可见，韦伯伦理思想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内在特质的深刻阐释。韦伯认为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精神，主要源自于加尔文教的上帝预选说和天职观所倡导的禁欲精神。上帝预选说摈弃了天主教的普遍恩宠论[2]58，认定自古以来上帝以命中注定的方式安排某些教徒获得永生，或者遭受永死;若要得到解脱或救赎，必须倡导禁欲精神，忠实于天职观，在现实世界增加神的荣耀[2]82。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反复强调要尊崇那种特定的讲求方法的理性的一种生活样式[2]58。
　　按照天职观的要求，个人必须将自身的职业生涯完全理性化。这种理性化的实践，不仅为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造就了克勤克俭和努力拼搏的早期资本家，而且造就了大批工资低廉而工作艰辛，却仍然确信劳动乃为神所喜的劳动者。韦伯认为：人须恒常不懈地进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把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这是上帝的圣训。[1]124无疑，资本主义生产力超常规跨越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天职观的付诸实施。
　　从宗教伦理视角出发，韦伯率先系统地阐述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但他在具体阐释资本主义精神时，受唯心论的局限，形而上学地将其产生原因单纯地归结于宗教改革。可是，他主张将经济、政治与宗教文化三者结合起来探析资本主义发展动因，同时开创性地提出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特质，确实难能可贵。正如经济学家RH托尼为《新教伦理》撰写的英文版序言所说：在韦伯之前，还没有人以他那种独特的哲学视野，对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之间的联系进行考察与论证。
　　二、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视角看
　　韦伯伦理思想的局限性
　　从批判宗教、国家和法着手，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强调实践的社会科学，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物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还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而韦伯则是以宗教伦理为切入点，抓住理性主义精神这条主线，探究资本主义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动因。他指出：在富兰克林的出生地，资本主义精神是先于那儿的资本主义发展[2]35。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对人们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有着深刻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之所以会迅速发展，正是靠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