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现代“经济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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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学总是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这些假设往往与其方法论密切相关。自从18世纪以来，经济学界一直依靠经济人假设来分析以各种方式参与的人们的行为，并由此对自由交易制度的有效性作了缜密的推论。实际上，经济人假设有其局限性，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虽然几经锤炼，在内涵上有了新的拓展，其间也遭致了各个方面的质疑，但始终保留着“自利性”这一基本的规定性。现在看来，它只是揭示了人类经济生活中很小部分的规律，不可能一般化到人类经济生活的全部，它只是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扩大，而不是本质上的进步。
【摘 要 题】西方经济学
【关 键 词】经济人假设/马克思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经济分析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2)02-0026-08
　　目前，经济学对人的解说归根结底便是对“经济人假说”的看法，对这一假说的修正、补充或重新理解，形成了主流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对这一假说的怀疑、争论或批判，又引发了形形色色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各国财富的增长和作为来源的劳动及其分工。但是，把财富的本质归为劳动，则必须要关心其中生产财富的劳动的社会关系。大卫·李嘉图就明确把调节财富在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分配规律作为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其后，西方经济学只继承了关于交换过程研究的某些因素，社会经济关系被日益简化，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典定义把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概括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1](P494)可以说，“边际革命”以来至新古典理论的研究不仅排斥经济关系，而且对财富的狭隘的商业眼光、经济学的静态方法和追求精巧工具的运用，使发展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内容被忽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和实际的研究内容也被忽略了。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主义看，经济学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的研究，即对人的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的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构成有机的总体，是人的本质和能力及其发展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总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基本范畴来概括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内容的。很明显，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而是紧紧围绕人的主体能力发展的实际过程，将二者丰富的内容有机统一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研究之中。
　　 一、经济人假设的蕴含、创设及其流变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而亚当·斯密则是经济学殿堂的奠基人。他与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源流关系，在他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中，人只在两种意义上进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一是作为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人的动机和行为；二是作为财富生产要素的人的作用。在斯密的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的动力，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到解释，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最终导源于这种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其后的西方学者有的也强调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如阿·马歇尔就曾经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2](P23)但是，就整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淡化对人的研究。古典学派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的，所以，斯密对人的动机和行为探讨采取了本性论方法，并持同情心和自利性二元论看法。他认为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障，主观上自利的经济人也能达到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结果，“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去尽力达到一个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在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P27)在《国富论》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中，斯密就深受经济史学家孟德威尔的观点影响，把人的自利性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始动机，一切经济现象则是这些行为的后果。他第一个系统地运用“经济人”假设，分析交换、分工、价值和自由竞争，进而以“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理念。斯密之后，经济学经过约翰·穆勒的综合，“经济人”被当作适应经济分析需要而进行过严格抽象的概念。按照穆勒的观点，经济学只研究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即以取得和消费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相应地，经济学视野中的人，只能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的一切属性之后的“经济人”。虽然“经济人”的自利属性是一个非现实的抽象假定，但其构成经过合理地省略了某些品质和特征，并不会影响所得出的结论。以发展边际革命创立起来的主观主义学派，进一步发展“经济人”的思路，形成以“效用极大化原则”为特征的经济理性主义。奥地利学派继承边沁关于追求“幸福”的功利主义，又引进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这样个体对最大快乐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痛苦，被确立为经济行为的原则，经济学成了围绕财富取得和消费这一快乐和痛苦的理性选择，边际计算成为基本的方法论工具。为了满足这种精密分析的需要，帕累托明确引进了“经济人”概念，并作了更严格的规定，使之成为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能选择使自己偏好最大化的代名词。
　　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研究的趋势是进一步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纵观以往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依其视角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视角性批评；二是非现实性批评。19世纪初，西斯蒙第最先从伦理视角向斯密的《国富论》发难。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必须注重人的道德情感，因此，他总是以深厚的伦理情怀审视经济人观念，抱怨它诱人追逐“私利”，而“私利”则“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4](P461)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派则对经济人观念展开了更系统的伦理批判。李斯特指责斯密的《国富论》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学说，是一种“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5](P292)历史学派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对自利的张扬，认为在经济人观念中，人几乎成了若干种具有强烈自利倾向的原始生命本能的集合体，只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种以孤立个体的经济动机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无异于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从伦理视角出发审视经济人观念，使人形成这样一种基本看法：经济人仅仅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却无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只关心自己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在乎取得这种结果的方式；只知道追求收入、利益、效用的最大化，只知道追逐物的目标，根本不懂得追求自我完善，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
　　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不是根据某种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出来的，只是根据经济人的经济和条件提出来的，而没有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不管在历史上对人有过多少抽象，但只要是从人本身出发进行抽象，是决不可能得出人具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的，这种假设只能从人之外的某种根据提出来。因此，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并不能运用于现实的人，在面对实际的经济现象时缺乏解释力。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