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密化理论”的讨论近年来先后在美国和中国的史学界及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关于“过密化理论”的讨论实际是对一二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经典理论思想的反思，其意义实际上超出了讨论中涉及的中国史的具体问题。
自英国革命以来，经济理论的主要流派有西方国家盛行的经典经济理论和国家遵奉的政治理论。两个流派的共同社会基础是欧洲，尤其英国的经验。当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历史越来越为人所知时，疑问的发生是不足为怪的。冷战的结束也为两大流派侵害天下的局面打上句点。如果说某个学者对经典理论思想的反思或许具有偶然性，那么这种反思给理论界带来的冲击，却烙上了时代的标记。尽管现在要对这场讨论。在世界格局大变动之际出现理论上的争鸣和突破，这是合乎的事情。中国史研究领域，作为欧美历史经验圈之外的最富个性和最具完整性和最具完整性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领域，应当对此作出贡献。本文只大略地介绍一下关于过密化理论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并把重点放在美国的学术理论界，希望会引起国内同行的兴趣。
（一）关于“过密化理论”的提出
过密化一词，译自英文Involution。在不少词典上，此词迄今尚无确切的解释。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提出，始于黄宗智教授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译为“内卷”。而后，在黄宗智教授1990年出版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中文版）一书中，过密化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过密化，根据黄宗智教授的定义。是指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该书第11-12页）。在他的著作由英文版到中文版的过程中，曾就Involution的译法展开过讨论：“内卷”比较形象地描绘出整个过程的轨迹，但很费解；而“过密化”的译法虽失去了形象描绘。却道出了整个过程的关键点即劳动的超密度投入。
正如黄的著作指出的那样，他并非提出“过密化”概念之第一人。在吉尔茨（Clifford Geertz）1936年的著作《过密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中，已明确使用了“过密化”概念，吉尔茨考察了印尼的水稻经济，指出农民在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从获得较高的产量。然而，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即过密化现象，过密化现象的发现是过密化理论提出的重要前提，但仅是过密化要领并不能构成过密化理论的基础。黄说明了他的理论与吉尔茨的不同之处。吉尔茨的过密化概念只是单纯地提到了边际报酬的递减，而没有黄更强调的“过密型增长”及“过密型商品化”的内容。吉尔茨的过密化也局限于水稻经济，而没有扩大到手工业（副业）、旱作农业及经济作物方面（黄1992年中文版第18页）。把过密化放入商品化的大，放入综合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应该说是黄的重要发现。
其实，虽然黄说明了他的过密化理论与吉尔茨的异同之处，在他的著作中还是没有直截了当地归纳出过密化理论的各个要点。如果把他的有关论著放到一起，也许我们可以为他的过密化理论理出这么一些头绪：
（一）在社会经济的历史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与通过生产技术改进，或劳动组织形式变革而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同的生产增长途径，即过密型增长的途径。由于种种原因特别在人口压力之下，生产产出的增长也可以通过劳动力或劳动时间的超量投入来实现。两种生产增长途径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过密型增长所伴随的是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因此，过密型增长可以称作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二）过密型增长不仅可以存在于以家庭劳动力为生产基础，以满足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典型恰雅诺夫模式下的封闭型经济，更可以在商品化，乃至国际市场化及集体化的条件下延续和深化。
（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譬如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史上，过密化可以成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要倾向，过密型增长可以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过密化不会带来社会经济的质的飞跃，也不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把这三点完整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黄所倡导的过密化理论。吉尔茨的论述只是部分论证了第一点，而第二点则是黄的贡献。但如果没有第三点，不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看主要倾向和主导力量，也会发生以偏概全，使过密化理论失去完整性。
过密化理论的提出有个过程，既不是从天下掉下来，也不是从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就黄本人来说，也长期受到过经典理论模式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受到他所称的“规范认识”的局限。即使在他关于华北的著作中，我们仍可看到他力图综合各家学说之长，建立一种平衡的模式。他提到了过密化（内卷）问题，甚至列为第二编的标题，但并未真正深入分析，而把过密化作为小农家庭化生产中的一种现象。他在著作中与过密化并列使用（如果不说是更多使用的话）的概念是商品化、社会分化之类的大家所熟识的。这不禁使人们想起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讲到过的科学革命到来之前的情景，力图用既有理论来解释，力图去完善既有的理论体系。当黄的研究转到长江三角洲时，他原有的努力失效了，为什么高度的商品化没有带来相应的国际市场的连接，非但没有，反而强化了家庭经济？为什么城市的发展没有带来乡村的同步发展？这些问题很难再用剪贴各种模式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不是出在哪个理论或模式，问题出在各种理论模式共有的前提，即不言而喻的规范认识。规范认识回答不了实证究提出的问题了，“危机”发生了，过密化理论正是在规范认识危机中产生的尝试。它的出现是对既有规范认识的挑战，也就成了对传统理论模式的挑战，它在美中两国理论界引起强烈关注和反响成了意料中事。
美国史学界权威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d）在生前最后一本专著《新编中国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接纳了黄宗智的过密化的基本观点。费的著作的第八章标题就采用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矛盾》(The Paradox of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这一典型的过密化理论的提法。尽管费与黄并不属于同一学派，但黄的创见至少也使费感到无法忽视。
过密化理论在中术界引起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1993年第1期的《史研究》发表了署名“千里”的介绍黄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的文章。姚锡棠、马敏等学者也先后发表了评价此书的文章，接着，《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发表了黄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黄的论文集《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使讨论进一步展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也组织了讨论，并在该刊1993年第3期发表了会议的讨论内容。
（二）关于“过密化理论”的歧点
“过密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新模式出现，自然会引起激烈的争论。由于过密化理论针对的不是某一特定的理论模式，而是它们的共同的前提，即规范认识，过密化理论难免要遭到几乎一切理论模式的反击。由于这场争论是方兴未艾，我们只能从几个方面作初步的分析和介绍。
首先，中国近代的商品化过程是与过密化相结合，还是与近代化发展相连接？
美国亚洲学会主办的《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在1991年8月号上登载了迈尔斯（Ramon Myers）和黄宗智的一组争鸣文章，揭开了关于过密化理论的争论序幕。
迈尔斯是美
发表于 2018-7-13 11:2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