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对西方传统经济理论中几点困惑的反思——基于老子道学思想的解析

737643

　　【内容提要】西方学存在无法割裂的中国渊源[1]，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在今天带给我们的许多困惑都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思想源流中去寻求解释。当今，一边是经济总量的急剧增长，另一边是自然资源的日渐枯竭和生态的显著退变；一边是人类物质生活的明显富足，另一边是人类精神上的压抑和情感上的空虚。而站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高度创立了意蕴丰厚的学说，其包含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人本主义经济思想既是对上述矛盾的一种解读，更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的必要借鉴。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
【关;键;词】西方传统经济理论/道学思想/道法自然/天地境界
【正;文】  
今天，伴随人类文明的延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人类物质财富总量的急剧增长，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传统西方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减少，相反，同一次次经济危机相伴而生的是经济学所遭遇的理论“危机”（注：罗宾逊夫人认为，她一生经历了两次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第二次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参见注解[2]。）[2]，以及“危机”过后并无多大实质性改进的理论“革命”或“综合”[3]。
;
一、西方传统经济理论谜点
;
  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困惑(puzzle)根源于它的路径。西方经济学以“稀缺性”(scarcity)作为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注：据认为，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参见注解[4](P59)。）[4]，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无不是也理应是为了弥合有限资源同无限欲望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所谓“稀缺性”概念的实质。其次，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名的“经济人”假定，包括“理性人遵循最小化原理行事”的“效率原则”和“理性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原则”两层含义，而“拥有完全信息和具备完全理性”是该项假定的核心。由此，传统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根本途径在于鼓励经济人按照“利己以利他”的原则活动—既然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就应当加紧索取和利用。如此一来，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今天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同保护生态之间的尖锐矛盾，本应平衡和谐的天人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被显著打破而嬗变为一种天人对抗或人地冲突。而且，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掠夺性的资源大开发所带来的“吃不完”的问题似乎比从前的“吃不饱”更为棘手，这种由“稀缺性”假设出发到“过剩性”矛盾结束的状况同样使众多的学者感到迷惑。因此，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可以说是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这一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传统西方经济学在完全偏好假定下所作出的回答—个体效用最大化—也越来越与客观现实相矛盾。“效用”(utility)一词被定义为“物对于人的有用性”，它内在地包含了物质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一价值取向，作为测量人们满足程度的数量指标，其曝露无疑的“精确化”数理倾向本身就是对经济学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一种背离[5](P50)。为什么在物质生活最贫乏的年代出了雷锋这样的时代英雄？为什么今天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后形形色色的精神疾患却反而层出不穷？为什么今天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自杀率往往也是最高的？这些问题显然都是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经济学仅凭效用理论所不能阐释和解答的谜点。“吃得苦中苦，争做人上人”的“雄心壮志”从长期来看不能不说已构成对现代人的一种精神折磨。此外，基于传统西方经济学而搭建起来的现代经济理论中尚存悬疑的谜题也有很多，比如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到底谁更接近于所谓的帕累托效率便为一例，这二者之间的分歧虽历经几个世纪现在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到凯恩斯主张的相机而动的积极干预政策，再到新自由主义者的完全放任自流的观点，在不同的时期和经济背景下各派学说总会轮流拥有一批自己的信徒和随从，但“现实的市场经济”同“理想的市场经济”之间似乎始终横亘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6]，以至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无效率、社会不公平成为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的市场失灵的三大表征（加尔布雷思，1977）。[7](P15)
在某些欧洲中心主义者那里，“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是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形成的”（哈耶克，《不幸的观念》）[8](P29)，因而（包括国内的）许多学者都主张前述的经济理论谜点仍然应该从西方的经济理论范式中去寻求解释，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这一工作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马克思曾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9]。这告诉了一个事实，我们应当站在一个摒弃偏见的全新立场上，运用历史分析的眼光和比较研究的视角进行考察，才有可能获得更为全面和崭新的认识。正如宋承先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绕了‘经济学地球’一圈之后”重又踏上一条“回到古典”之路[10]。实际上，我们可以在重返古典的道路上追溯得更远，因为有学者研究提出[1]，西方经济学原理存在难以割裂的中国渊源（注：西方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与斯密曾密切接触了游历东方后归国的传教士，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多种学说，并对各自的观点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早已用更为含蓄、更为优美的表述了西方经济学家们系统论证过的核心思想，甚至给出了前述几个理论谜点的朴素解释与初步对策。所以，我们有理由在当前的经济理论研究中作一番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比较分析，而老子的道家学说则是这种跨越时空的比较研究应该加以重视的理论基础之一。被誉为“西方”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曾著有《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在书中表达了对中国实行自然法的崇尚之情，而这种自然法思想不能不说就是肇始于老子的“道法自然”理念[11](P110)，他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无不为”以及“小国寡民”等一系列观点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经济理论内涵的认识。
;
二、老子道家学说的经济思想
;
  流传至今的《经》是老子道家学说的经典著作[11]（注：传统上，取九九归一之意，《道德经》被分为八十一章，但内容难免支离。本文依据的《道德经》由陈忠译评（参见注解[11]），按照清代魏源的理解分其为六十八章，保持了每章的相对完整性。），依其记载可反映出老子生活的时代社会经济已取得的长足进步。例如，畜力耕种的普遍运用（注：《道德经》（第39章）中有“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一句。）和冶炼业的兴盛（注：《道德经》第5章提到冶炼用的风箱—“橐籥。”）构成了春秋时期手及商业繁荣的基础，因此，后人能从《道德经》中窥见道学理论隐含的（市场）经济思想当不足为奇。
  （一）老子道学与可持续发展
  终《道德经》一书，“先天地生”（《道德经》第21章，以下引文只注明章数）的“道”作为立论之本贯穿其中，“道”乃“天地之始”、“万物之母”（1章）。而什么是“道”，老子所谓的“非常道”（1章）的“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人们行为处世务必要遵守的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这种客观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先于世间万物而存在并统辖人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