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浅析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三次重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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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提出熊彼特和韦伯完成了学与学的第一次对话，帕森斯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实现了第二次对话，后帕森斯时代与第三次对话已经并将广泛展开。
关键词 学科对话，冲突
             引 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然而人为因素导致学科之间彼此分隔甚至于冲突乃至歧视，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而非双赢。立于经济学此岸，因而对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社会学彼岸充满好奇，期望到达彼岸而不是隔岸观花。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次重要对话。
  第一次对话：从“学科一统、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经济学与社会学尚未独立之前并不存在沟通问题，当时呈“学科一统、不分你我”之势，此后分别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了长达近200多年的冲突—对话—冲突—新一轮对话。实际上，从两者的源头就开始了学科冲突。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社会学开山祖师奥古斯特，尽管这一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沟通，但更多的是冲突。
  当第一次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时，人们看到的现代工业具有六个特点：
  （1）工业在科学的劳动组织上并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2）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3）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大量工人；（4）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或公开的对立开始显现；（5）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危机日益增多，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贫困；（6）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自由贸易和商人追逐利润。1
  奥古斯特弗里希，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1974年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荣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趋势的重要标志，后者是“新制度学派”创始人，提出经济学者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时不宜将该国的历史源流、政治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活动水平、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等各项非经济因素视为孤立变数，而应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列入考虑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义；他还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是社会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科技进步及其诱发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则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从物质产品延伸到非物质产品，并发表了家庭经济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会学者不再沉默，开始将触角伸入经济学领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国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认为市场是社会网且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网是经济交易的基础”；他关于角色结构的市场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3诸如此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胜枚举，可见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也必须对话，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完全有助于学科的进步。”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塔森曾指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和，更不用说哲学方面显现出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那是（注：指非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的研究。我非常喜欢在每个学科内部进行的学科训练。”;5如有可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作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参考文献
[1];[法];雷蒙朱国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05
[3];宋林飞，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社会学2000/05
[4];胡汝银，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5]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论经济学现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