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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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研究使用经验研究资料对孩子和效用的特征及其变迁进行全面描述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对孩子经济成本结构的优化提出建议。
　　一、项目意义
　　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是微观的一个基本分析工具。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Leibenstein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Becker的学说，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准则的。所谓经济理性，就是说人们做事情时要考虑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或效用）的关系，只有当产出大于投入时，才会作出投入的决策；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越大，投入的规模也就越大。家庭生育行为也是在比较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收益之后所做出的抉择，其依据就是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就不再安排生育下一个孩子；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就决定生育下一个孩子；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是否生育下一个孩子就取决于随机因素。
　　国内对孩子成本和效用专题的经验研究不多，其中大样本研究的仅有几个（冯立天等，1987；田雪原，1995；叶文振，1998）。这些研究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了基本描述和分析，但也或多或少存在如下缺陷：（1）对孩子成本估算的终止年龄定为16周岁不符合国情，因子女上高中、大学的费用也大多依赖父母，而且众多父母还要支付子女16岁以上未就业子女的生活、恋爱直至子女的结婚费用；（2）入户访问只对母亲进行，在分析孩子成本和收益时，只估算了生养孩子对母亲的正负效用，忽视了对父亲的付出及其效用的影响；（3）测量成本和效用的指标体系缺乏完整性和科学性，如经济成本的核算较粗放或采用回溯性的资料，估算不够准确或因资料久远而削弱了研究的现实意义；（4）以往的经验研究都是1996年及此前的数据，而近年随着、住房、医疗及养老等保障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孩子的成本/效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通过对孩子成本/效用科学估算的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了解社会转型期驱动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社会、等多元影响因素，对于孩子经济成本/效用的全面评估以及提升孩子的数量成本和质量替代效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设计和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特点一是将直接经济成本项目扩大到租房、买房、结婚储备以及近年日增的信息、通讯、乃至婴儿满月酒和子女过生日等费用，并进一步估算他人赠送/资助、学校等付出，以更为全面、准确地估算子女抚育所需费用，细致描绘经济成本的结构。二是考虑到上海16岁的孩子大多尚在高一、二就学，不仅需要父母提供抚养、教育费用（近年来教育费急剧上升，大专及以上的升学率也渐增），而且由于经济转型中职业流动和不稳定性递增，一些子女从学校毕业后未必及时找到工作，或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常待业、失业或创业失败甚至破产，家长既要供子女吃穿用，还要操心子女的婚事、结婚费用，有的还要提供给子女开业基金、婚房首付等，本研究将对0-30岁未婚子女的经济成本进行调查。三是除了直接经济成本外，我们还将估算父母生养孩子而影响自身发展或减少收入等间接的经济损失。
　　为保证问卷资料的可靠性，本研究采取由调查员入户对父母和30岁以下不在读的未婚子女进行分别访问，而不是以发放问卷并回收的方法收集资料。询问方式以封闭式与开放式相结合，并通过召开多个座谈会和深入访谈拓展资料的深度。
　　由于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托，调查样本均来自该区。为满足对不同阶段、性别、年龄的子女以及不同层次父母分析的需要，调查样本的抽取采取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与配额相结合的方法。我们首先从该区12个街道中随机抽出6个街道，然后在该6个街道198个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居/村委会共36个，再依次列出孩子出生年不同的对象总数，在各居委会随机选出7种类型（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未婚不在读）的样本各3-4个。由于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不尽一致，加上会遇到一些无法接受或拒绝访问者，因此，按比例多选了备用样本。被选家庭中必须有2004年前出生的30岁及以下的未婚子女，共调查成功746户，其中子女处于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和未婚不在读7个阶段的分别有100个样本以上。
　　由于男性更多地拒绝访问，调查成功的女性略多些，占57.6%；被访父母的年龄在24-76岁，均值为42.9岁；教育程度以高中为最多，平均受教育12.4年；年平均收入为34130元；92.6%的对象为初婚，3%是再婚，离婚和丧偶的仅占4%；93.7%的被访仅生育一个子女。
　　三、研究结果
　　（一）孩子经济成本的特征及其转型期的变化
　　按照以往的研究，1986年北京城乡0-16岁未成年人口的家庭分别为17046元和10520元（冯立天等，1987）。1995年陕西咸阳地区0-16岁孩子的经济成本在3万元左右（朱楚珠等，1996），厦门市0-16岁孩子的抚养费总计为119829元，其中教育费为17573元，占总费用的14.67%（叶文振，1998）。近年来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迅速增长并呈结构性变化。
　　1、孕产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差异较大
　　据104位2000年7月后生育孩子的被访估算，自妻子怀孕到生育期间，户均共花费13000元。其中住院生育费为最高，人均近5000元，其次是营养费和孕产期检查费，人均都在3000元左右。但从较高的标准差来看，不同家庭的差异仍较大，比如，住院生育费的标准差为±31300元，最低仅1000元，最高则达20000元；怀孕/生育期营养费的标准差高达±37200元，最低为0，最高达20000元（见表1）。
　　由于61%的妻子享受医疗和孕产福利保障/生育保险（人均约为2100元±2300元，最高达10800元），因此，实际上家庭支付的各项孕产期费用人均11000元左右。此外，孕育孩子的间接经济成本也不可低估，正在哺乳期的母亲自怀孕以来因请假、产假或退职等的间接经济损失人均为10800元（其中最高达15万元），丈夫的间接损失为人均800元（最高4.8万元）。即使不计此后的间接经济损失，孕育一个孩子的总经济成本已平均高达2万元以上，但个体差异仍十分显著，最低的仅为3800元，最高的近16万元。
　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支出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项目的差异均较大，概括而言，父母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具有如下特征：
　　2、教育成本在孩子总经济成本中的比重骤升
　　子女教育费在近年猛长的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本研究对子女各类费用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用于子女学校教育、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占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仅低于饮食/点心/营养费，其中自子女就读高中起，教育费（包括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已超过饮食/点心/营养费，直至不在读才显著下降（见表2）。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的教育成本自幼托班起占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在22-41%之间，可以说增长速度飞快。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的花费显著高于中小学义务教育，幼托班的年学杂费人均4600元，而支出6000元及以上的占26%，最高的达23000元以上。不少父母为了子女能受到较好的早期教育，不惜花费较高的经济成本，其中也有些父母因竞争激烈、工作繁忙而将子女送到寄宿制全托班，故收费也相应较高。
　　调查中不少家长较集中地表示了对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收费过高的质疑和担忧。一些被访反映，住宿费由家长负担也就罢了，但现在连水电费也全转嫁给学生，不给水喝，非让买净水；想直接考四级还不行，非让学生付费先考三级硬赚钱；不愿意选修的课程，只要付足费，不去上课也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