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市与城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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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市的种类与城市的分布
市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商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引起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城市产业本身一经和农业分离，由于事物的性质，它的生产物自始就是商品，其售卖需要商业作媒介。在这限度内，商业依存于城市的发展，和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以商业为条件，是不说自明的”。①所以要研究两汉的商业，必须对市与城市作一般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城”(或“都”、“城堡”)与“市”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与概念。城先于市。有城不一定有市，有市不一定有城。城中不一定有市，市不一定在城中。在家庭、私有制和商品交换产生之后，由于城堡是居民集中点，由于城堡一般是在交通要道的地方，集中了某些手工业生产，居住着地方行政长官与豪富贵族，又有城堡的保护，自然地成为交换的集中地点。城与市合一，产生城市。两汉城已都有市。在汉代，除了城市以外，还有一种“军市”。它是为了适应驻军场所士兵交换而设立的。军市设在军队驻扎的固定地点或军事堡垒中，由军队系统管理，但也准许一般商人和百姓交易。此外，在农村交通要地(如渡口、驿站等)形成一些商品交换的集中场所，一般名之曰“市”、“会市”。由于商业的发展，它们后来有的发展成为城市。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乡村变为城市”的过程。②在上述三种市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城市，特别是那些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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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10页。
②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3页。

汉代的城规模一般都不大。首都、诸侯都城、大郡城的城周较大(如长安城周约25公里，洛阳14公里)，其他城周在5公里左右(成都5公里，河南县城5公里，临邛县城2．5公里)，实际上只是一个防御性质的军事碉堡。市的规模，就空间言，比城更小。因它只是在城内或城外划定专为商业交易地区。故王充说：“人之游也，必欲人都，都多奇观也；人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①在商业发达的大都城中，往往有几个市区(长安城中有柳市、酒市等九市，洛阳城中有金市、马市、东市、小市、洛阳县市等数市，南阳是“连城数市”)。市中又有隧、肆、店、列等区别，它们都是商人出卖商品的地方。
汉政府对市区进行严格的管理，设有市长、市椽、市丞、市吏、市啬夫等大小官吏，并拥有市卒。②他们管理市中的交易，征收商税，维持秩序，解决交易过程中的纠纷，并监督商人的行动。市中交易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有的市只是“会市”，规定在一月之中有几次交易。有的市有经常的交易，但每天进行交易的时间是有限制的。③这表明商业的发达仍是很有限的。
关于城市的分布的概况，可以从西汉的首都长安讲起。西汉时，长安是全国政治和交通的中心，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长安北上通北地、上郡，东北自临晋渡黄河人并州，并州的安邑、上党、太原是二等大都市。自长安向东，是经济最发达的关东地区，城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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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充：《论衡》卷一三《别通》篇。
②《史记》卷一三０太史公自序；卷A---《田单传》。《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卷七六《尹翁归传》；卷八六《何武传》。《后汉书》第二八《百官志》；卷四五《张酺传》；卷七七《樊哗传》；卷八二《费长房传》等．
③市中交易有时间限制。张衡：《西京赋》：“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旗亭就是市楼(见李善注及《三辅黄图》卷二)，是掌握交易时间的。如洛阳的旗亭，“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洛阳伽蓝记》卷二)。大约是撞钟开市(所谓“九市开场”或“廛闸落地”)，击鼓罢市。因此才会有“曰三市”或“日四市”的记载。

多。洛阳是其交通、政治与商业的中心(东汉时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洛阳东向，河内的温与轵，颍川的阳翟，陈留的襄邑，梁的睢阳，济阴的定陶，都是工商业大都市。再向东北到临淄。临淄北通燕、赵，南走淮、泗，是勃海鱼盐生产贩运的集中地，也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之一，从而成为泰山以北最大的交通中心与商业城市。从临淄渡河北上，邯郸，涿县与蓟的商业都相当繁荣。西经井陉人并州，北与辽东、朝鲜及塞外诸民族相交易，贸易频繁，上谷是其中心。自洛阳向东南，是经济不够发展的地区。经寿春、合肥、广陵，通长江以南的是吴县与会稽，都是有名的都会。其中的寿春是江淮地区的交通中心与商品集散地，长江流域的第一大商埠。洛阳往南通南阳(宛)。东汉时，南阳彼称为南都，是全国大都会之一。南阳以南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城市很少。南阳往南到江夏与江陵。自江陵南下长沙、桂阳而至番禺。番禺是南海贸易的中心。自长安往西经陇坡至天水，西北经皋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而通西域，这是汉与西域贸易之道。沿途的这些城市是在境外贸易中发展起来的。姑臧是其中心。自长安南经褒斜、子午诸道至汉中。再西南经剑阁达成都。蜀中物产丰富，成都是其最大的城市。附近的．临邛是个以产铁铜闻名全国的工商业城市。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看出：①这些大城市是构成全国交通网与贩运商业网的枢纽。这个网稀而不密，广而不匀，尚未形成有机的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各自独立，缺乏彼此间经济上的分工与联系。②由于汉帝国是统一的大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的发展与分布也很不平衡。上面的叙述表明，绝大多数城市在长江以北，集中在黄河中下流的长安、南阳、临淄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里。根据《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及《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所列出的著名都会，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其分布状况如下：河南省七，陕西、河北、山东、山西、安徽各二，江苏、湖北、广东、四川各一，其他各省尚无所闻。特别是燕蓟以北，长江以南，经济落后，人民生活“不待贾而足”，城市发展不起来。甚至城堡也很少。故淮南王安说：“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之间，篁竹之中”。①城市的分布不平衡，反映商业发达只限于中原地区而已。
二、几个典型城市的情况
(一)长安
为了深入了解汉代城市的具体情况，需要选择几个具有典型性质的城市作些解剖。
西汉时，长安是最大的城市。它处于关中之中。汉以前，关中的农业生产发达，“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以富饶”。②秦和西汉皆以关中为根本。秦统一中国之后和汉建国之后，都大徙豪富以实关中。故长安不仅通过赋税、贡献等途径，集中了全国死的财富，而且也把活的富人强迫集中在它的周围。关中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长安交通方便，商业发达。西汉帝国以长安为首都，许多行政费用在此地开支。长安是皇室、贵族、大官、富人集中之地，是奢侈浪费的大本营，也就成为全国贩运贸易的中心。《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又郡国幅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西域商人多至此贸易。长安又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故“秦地(这里所指秦地，包括蜀汉雍梁在内)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量其富居十六”。③这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最高。长安就是在这些条件下繁荣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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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四《严助传》。
②《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③同上。

长安城的规模是全国最大的。它占地973顷，有“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街道整齐，“门巷修直”，“廛里端直，屋瓦齐平”。“衢路平正，可以并列车轨”，①交通方便。城中人口在30万以上。②
长安城中最繁荣的是几个商业区。“庙记云：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③市中的繁荣状况在文人的笔下有过很好的描述。班固在《西都赋》中写道：“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张衡《西京赋》：“尔乃廓开九市，通阑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鬻者兼赢，求者不匮”。看来市场中各种商品齐全，购买很方便。下面的一件事情证明了这一点。原涉在赴宴途中，得知一友人的母亲死了，贫困无法收殓。涉“对宾客叹息曰：人亲卧地不收，涉何心乡此!愿彻去酒食。宾客争问所当得，涉乃侧席而坐，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④几乎只一席之久，买到所需的全部物品。真是做到“求者不匮”了。
在“鬻者兼赢”的商业引诱下，一些富裕者和部分农民从事工商业。“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⑤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富商和高利贷者。他们握有大批的财富。如无盐氏、焦氏、贾氏、田甲鱼，以及“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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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辅黄图》；张衡：《西京赋》。
②《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记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安80800户，246200人。但没有包括皇宫、宗室及其大量奴仆与大批军队在内。
③佚名：《三辅黄图》，毕沅校本。此书记载秦汉时三辅地区的城池、宫观、陵庙等，以汉之长安为主，间涉及周代旧迹。
④《汉书》卷九二《原涉传》。
⑤《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陵杜氏亦巨万”。王莽时，“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一一王君房，豉一一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①由于长安的繁荣和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使人们视之为乐土，而心向往之。“关东里语云：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肉味美，对屠门而嚼”。②东汉以后，由于经济与政治情况的变化，主要是失去首都的地位，长安迅速衰落而远不如洛阳了。
(二)洛阳
洛阳在中原之中。陆路水路四通八达。战国时已是中原最大的商埠。③西汉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司马迁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商人如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汉书·货殖传》无此四字)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④其他大商人也很多，如成帝、哀帝、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⑤一一及至东汉，洛阳变成了全国政治交通的中心，财富、贵族及大商人亦随之集中于此。统治者的日益奢侈浪费，是洛阳商业繁荣最重要的原因。⑥另一方面，关东地区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洛阳的商业也就日益繁荣。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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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一《货殖传》。参见卷九０《田延年传》；卷五九《张汤传》。
②桓潭：《新论》。
③关于战国时洛阳的繁荣，张仪说：“三川之周室，天市之市朝也”(《战国策·秦策一》)。苏秦怀着羡慕之心情说过：“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呼”(《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
④《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⑤《汉书》卷九一《货殖传》。
⑥关于洛阳豪华奢侈状况的材料不胜枚举．王符的指责，已可见其一般。“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彀，冰纨锦绣；犀象珠玉，琥珀碡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獐麂履舄，文组彩褋，骄奢僭主，转相夸诧箕子所晞，今在仆妾富家娶嫁，车耕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见《潜夫论·“浮侈”第十二》)。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冶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西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汁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①文人笔下的洛阳是：“分画经纬，开正涂轨，序立庙祧，面朝后市。叹息起氛雾，奋袂生风雨”②洛阳人口当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但是，若与西汉时的长安相比较，则洛阳的商业就远为逊色了。
(三)南阳
南阳是两汉五大都市之一。东汉时号曰南都。其地灌溉便利，农业生产发达。战国时，这里以冶铁与兵器闻名全国。“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③宛孔氏是被迁者之一。“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田，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④该地矿产很多：“铜锡讼锴(注：九江谓铁为锴)，赭垩流黄，绿碧紫英……”。⑤南阳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冶铁中心。孔仅成为武帝时全国最大的冶铁商人。这里的冶铁技术最先进，东汉杜诗在此地用水排鼓铸，“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⑥其他工业也发达．故汉政府在此既设铁官，又设工官。南阳交通方便，商业相当繁荣。司马迁说：“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⑦大商人很多。西汉前期有孔氏。后期的李通“世以货殖著姓”；张汎，“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通皇室，有宗族宾客二百余人。宛城人口当在二十万人以上。⑧东汉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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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符：《潜夫论．“浮侈”第十二》。
②傅毅：《洛都赋》，载《全后汉文》卷四三。
③《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④《汉书》卷九一《货殖传》。
⑤张衡：《南都赋》。
⑥《后汉书》卷三一《杜诗传》。
⑦《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⑧《新序》卷一０《善谋》下：“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市，人民众，蓄积多”。《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宛，户四万七千五百四十七”。

与洛相比，①是全国第二位的繁荣城市。
(四)成都
秦惠王灭蜀(公元前316年)以后，蜀地经济迅速发展。至秦孝公时，李冰为蜀太守，兴水利，为都江堰，结果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所以“绵(竹县)与雒(县)，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疑有误)，有至十五斛”。②四川冶铁、井盐、丝织等工业发达，临邛的冶铁，贾滇蜀之民。用火井煮盐，以至豪民“家有盐泉之井”。纺织业更是“复衣天下”。蜀布蜀锦、金银釦器等物远销国外。对西南各边地民族的贸易，给商人带来巨大的利润，也给工农业带来大量奴隶劳动力一一所谓“滇僰僮”。四川的货殖家，(如卓氏、程郑等人)靠利用这些“滇僰僮”而“殷富”。成都是对西南各族贸易的中心。
成都的商业区域在少城。③少城的商业很繁荣。左思说：“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棺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药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叠迹，叛衍相倾。喧华鼎沸，则咙咱宇宙；嚣尘张天，则埃盖曜灵”。商业的发展引起手工业生产的发达。“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金所过”。④因此，富商大贾很多。“富先有程郑、郄公，后有郭子平，奢豪杨伯侯兄弟”。⑤另有卓氏，罗褒等家。他们握有很大的经济与社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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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诗中有“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②《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③《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井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秦的都城)同制”。
④左思：《蜀都赋》。
⑤《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力。左思说他们是：“侈侈隆富，卓、郑埒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鈲摫兼呈。亦以财雄，翕习边城。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则百两”。①工商业的发达，引起人口集中。成都一县有七六二五六户，约有三十五万以上的人口。成都的繁荣具有很大的引诱能力，官吏在死时还叹息：“忝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②成都的盛况可想而知了。
(五)临邛
临邛是因工商业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典型城市。公元前3l。年，张仪与张若建“临邛城，周迴六里”时，它还是一个防御西南边地民族的军事堡垒。至秦统一全国，迁卓氏、程郑至此后，铁冶业大盛。他们各用僮八百人(或说千人)，“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拟人君”。汉文帝至武帝时，冶铜与铸铁业又兴盛起来。《华阳国志》：临邛县，“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钢，因置铁官。有铁祖祠庙。汉文帝时。以铜铁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及至西汉中叶，利用火井煮盐的生产事业兴起。同书又记：“时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临邛县是因奴隶制的冶铁、冶铜、铸钱、煮盐等工业及对西南边地民族的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它的兴起主要是因生产的发展。
(六)临淄
临淄是早期商业城市之一。战国时，齐地工商业发达。“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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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思：《蜀都赋》。
②《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武帝初．欲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使者唐蒙将南人，以道不通，执令将斩之。令叹曰；‘忝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

盐之利”，“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①农业生产有优越的条件：“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②战国时，“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蹣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袵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③及至汉代，丝织业进一步发展，政府在此设有三服官。丝织业成为普遍化的手工业，以至“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临淄的铁工业发达，政府在此设有铁官。大商人很多。刁间用“奴虏”和“桀黠奴”逐鱼盐商贾之利而致富。后来的姓伟，訾亦五千万。临淄人口多。战国时，“临淄之中七万户，……下户三男子，……固以二十一万矣”。④及至汉初，人口十万户，巨于长安(到西汉末才八万户)市租达千金，是工商业繁盛的最好说明。⑤可见，临淄是一个盐铁业与丝织业的生产中心和贩运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