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开发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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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按生产力对劳动形态的影响所作的劳动分类。于是出现了重复性劳动和开发性劳动之分。
由此本人认识到社会的价值运动，资本运动，都是与重复性劳动相关。而开发性劳动与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相关。并由此认识到劳动产权的形成问题，认识到效用价格比正在取代价值标准去引导经济运动的发展。而效用增殖机制才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公有制是在宏观的效用增殖和微观的价值增殖矛盾运动中展开。由此我们在一个新的经济视野，去审视我们身处的经济运动和位置；去认识和处理各种经济问题。
关键词：劳动的分类，效用增殖，劳动产权。
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物质催化为社会财富。劳动是从两方面对物质发挥催化作用。一是劳动时间的催化条件。当劳动效用（指劳动的有用程度，以下同）不变时，我们看到产品形成量与劳动时间消耗量线性相关。劳动时间消耗越久，产品形成越多；二是劳动效用的催化作用。在单位劳动时间里，劳动效用越高，产品形成量越多。劳动的这两方面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分割、连为一体发挥作用的。但我们分开解析，因为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在生产中劳动量作为生产条件始终是以消耗和成本的角色出现，所以劳动个别的差异总是以劳动量的形式反映。而劳动是有用还是无用，则是由社会规定的标准衡量。这就是说，个别劳动的效用从一开始就是被社会效用体系所检验所规定。所以劳动效用反映的是劳动的统一性、社会性和共性。劳动在量上反映了个性，而在效用上反映了共性。人类劳动，从根本上说，是劳动量与质的对立统一展开，也是劳动个性与共性对立统一矛盾的展开。
人们常说劳动创造财富，既然劳动是通过时间与效用两要素发挥作用，其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影响劳动结果。所以劳动致富的功能是双重的。在社会生产中，这种各有侧重的劳动形成了不同的劳动方式。依据其不同的劳动特点和生产作用，我们分别称之为开发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
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对劳动形式有了多种角度的分类，例如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复杂劳动、简单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等等。但这里对劳动的区分，不再是局限于单方面的劳动形态考察。而是将劳动特征与生产作用相联系，考察它们的相互适应和发展过程。因为物质的、现实的生产力条件必然通过劳动方式这一媒介决定和左右社会的经济运动方式、经济结构、经济秩序等等。换句话说，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劳动方式，而劳动方式作为生产方式的社会代表，以其对生产运动的作用特点和权益力量，构成不同的经济形态与结构，对社会产生根本影响。这跟具体的交通工具形态决定了人们的交通方式，而人们又根据具体的交通方式制定了交通规则和机制，这些规则和机制反过来又深深影响和制约了人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道理。
从社会生产的角度看，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方式的区分反映了生产力特征及其一系列变化。为说明上述观点，本文展开以下分析。
劳动是由效用和数量两个基本因素组成的一个客观行为。在财富的形成过程中，以劳动数量为主带动财富增长的劳动，我们称之为重复性劳动，因为这种劳动特征表现为在固定工具的效用规定下作重复性动作（例如不停的装配、缝纫、挖掘等等）。它的劳动单位效用始终一致，劳动成果的增长与劳动数量的增长成线性相关。因此生产增长依赖的主要是劳动数量的增长，生产扩张首先需要增加剩余劳动量。在传统生产中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劳动，体力劳动是其典型表现。

另一类劳动是依靠劳动效用的开发带动财富的增长，我们称之为开发性劳动。因为它的劳动特征表现为对自然效用无止境的创新与开拓，劳动方式在本质上不追求重复。效用开发的重点是工具与工艺的开发，工具与工艺都是知识的结晶，所以效用开发的本质也是知识的开发。知识也可看作是生产效率的理论体系。开发性劳动一般表现为复杂的脑力劳动。广义的说，文艺创作、科研、宏观管理、微观管理、军事指挥等劳动都可以视作是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相比，它的劳动支出与劳动效用的关系是呈非线性关系（形象的说，同等的劳动时间，可以产生不对应的劳动效果）。由于劳动效用的提升对社会生产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在开发性劳动作用下，社会财富是以指数型或跳跃型方式增长。
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会导致形成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现分别简要和详细阐述如下。
一、对重复性劳动的认识
重复性劳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以重复性动作落实生产要求。这就导致人与工具（或机器，以下同）的对应关系是财富形成的基本变数，也是劳动效率的基本变数。在这种劳动方式中，有两个局限值得关注：一是生产效率最终要受到人的生理局限。因为人的重复动作强度和持续时间受生理制约；二是劳动效率被现实工具效用局限住了。工具的效用固定化，使得劳动无论如何努力，它都不过表现为特定效用的叠加。由于重复性劳动的生产效用被长期稳定的生产工具和工艺基本固定，所以生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变量就是劳动量，于是剩余劳动成了这种生产增长的唯一源泉，剩余劳动的实现成了经济运动的核心问题。也成了这种生产运动的基本特征。这种生产方式长久地支撑社会发展，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剩余价值生产。
在重复性劳动方式中，人与工具之间有固定和专一的搭配关系（否则劳动的熟练程度就体现不出来，劳动效率就要打折扣）。就预定的生产过程而言，由于劳动的质和量是有弹性的、是最不确定的，所以生产效率最终是围绕人与工具的协调关系而展开，生产管理也是围绕人与工具之间的具体配合关系而展开。它就表现为劳动在不断的自我重复过程中追求优化，表现为生产管理对内的效率自我优化和完善行为。生产效率对内挖潜，自我优化，我们称之为效率内敛。
这种效率自我优化机制是人们在一定生产水平制约下，追求生产效率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生产利益只能是依托于效率内敛这种生产机制而展开。所以生产效率独立优化是生产利益独立扩张的前提。整个生产关系的因果链是：人们的生产能力和劳动特征决定了独立优化的生产方式，而独立优化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独立积累的利益机制的形成。
遍布生产各个环节的劳动差异，可以不断细分化下去形成独立的利益自主体、自私体，也可以在不断统一和扩大的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综合的、整体的劳动差异，形成整体的利益自私体，乃至国家利益主体。人们组成生产规模的能力有多大，效率内敛的规模也随之有多大，利益自私体的规模也就有多大。而各自独立积累的利益机制，使本质上统一的人类劳动，由此被分裂为具体的利益对立的生产劳动。在基本的物质生产是独立追求局部效率的模式影响下，社会各层次的经济活动（如国家经济、个人生活、服务行业等等）都要追求自己的效率以适应这种各负其责、各求其利的基本生产模式。而这种各自追求局部效率的活动从社会道德的角度看，就是“自私”。亚当.斯密在分析经济活动时把人的自私作为先天条件，显然已经看到了自私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自私的社会法则始终要依据生产方式建立，人人都想当皇帝但社会形态规定皇帝只能有一个。人的自私要依附于生产的效率自私才能合理展开和得到社会承认，一旦越过了界，它就反过来破坏了生产进程。所以自私的商品交换与自私的市场欺诈始终是有区别（社会是以法的形式来标记这种区别），行业垄断不能取代行业竞争。
为了维持独立的利益积累，独立的生产条件（劳动与物）归属权和控制权自然由社会认可。生产对生产条件固定、专一的归属要求，（本质上来源于劳动对劳动条件、劳动工具的固定、专一的效率配属要求。其中土地也是重要的劳动条件之一。），为社会形成固定专一归属的财富所有权奠定了基础。所以说生产效率“自私”，决定了劳动行为也要“自私”，利益也要“自私”。在服从于生产运动方式的“自私”产权界定下，一般的抽象的人类劳动采取私有劳动的形式出现在社会生产中，在私有和对立的劳动关系基础上形成了劳动交换的社会衡量标准——价值标准，从而奠定了商品经济的基础。由于生产条件依赖于社会所承认的物质所有权保障，生产过程中的责、权、利关系自然也就依托这种稳定的物质归属权展开。这就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形成奠定了基础。谁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社会生产的控制权和财富分配权，所有权成为社会各阶层争夺的焦点。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社会各阶层的分布状况构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人们判断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上述一环扣一环的因果链在现实生活中是以完全倒过来的形式表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规定权力，权力制约商业行为，而商业行为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在劳动私有属性上，有一种流传甚广、根深蒂固的观点影响了我们的认识。既认为劳动的私有属性是由生产资料私有权所决定。以致于当成立公有制时，许多人都认为劳动已经不存在私有利益，全国就是一个大工厂，所有的劳动都可以自由调配。而当我们要承认劳动的私有利益时，许多人又认为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落实好劳动的私有属性。但是为什么在公有制条件下还客观存在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在一个私人所有的企业集团中，还会存在子公司的利益？
很显然，在私有权的背后，还有决定私有权的生产因素存在。这个因素就是在重复性劳动基础上所形成的劳动差异。劳动差异是生产“私有对立”的根源，对自身劳动消耗的效率追求和计较，是生产经营以自我为中心的客观依据，是生产经营对外实行“自私”法则的客观支撑点。所以一个生产过程在经营上无论怎么细分解开它的生产环节，各生产环节都会自动具有独立的、“自私”的经营机制，具有独立的“自私”的权益要求。经济权利永远只是经济关系的反映，而不会反过来，由经济权利决定经济关系。
尽管重复性劳动通过效率内敛机制，使劳动差异以资本收益的差异方式表现，使人类劳动以具体的私有劳动方式表现。但是劳动效用，这个先天就具有社会属性的劳动致富功能，还是顽强的显示其与劳动私有属性相对立的一面。当资本家因经济萧条将牛奶倒入大海，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财富若能合理分配，其经济效用必定更高。几乎所有的社会革命在提出经济纲领时，都会依据劳动效用提出改进效用的内容。例如平均地权，财富平等分配等等。但是在革命成功后，又几乎无一例外的回归到旧的生产方式之中。这是因为在革命的过程中，重复性劳动方式依旧，导致生产方式依旧。所以生产力在手工磨时代，社会经济会回归到小农经济秩序；而在蒸汽磨时代，社会经济会回归到资本经济秩序。
重复性劳动成为价值形成的基础，（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分析），成为生产私有制形成的基础，反映了落后的经济秩序与落后的生产手段之间的依赖关系。现在人们对自然的利用能力已经深入到微观层次。基因、纳米、原子、电子世界成为生产进步的新领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重复性劳动，开始退出生产主力的位置。在智能化机器（机器人）崛起的时期，吃苦耐劳、单调重复的体力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被弱化，它不过被视作人格化的机器，甚至还不如机器的效率高。于是社会生产对劳动的要求，自然由数量为主转向效用为主。
当劳动效用不断的提升成为一种生产常态时，整个经济秩序与劳动实现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二、开发性劳动的生产作用状况
开发性劳动就是致力于效用提升的劳动，不停的进行知识创新，成为开发性劳动的使命和本能要求。这种以知识为目标的劳动方式决定了开发性劳动一开始就先天的具有社会性。产品效用是知识的物化，而知识又不过是开发性劳动的结晶。所以开发性劳动也是知识体系更新过程中的主要劳动。在开发性劳动看来，社会财富的多少，本质上取决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深度。我们对自然运用的层次越深，劳动效率就越高，自然表达为财富的东西就越多，而劳动的价值含量也就越高。所以在重复性劳动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过剩和萧条周期，并不适合于开发性劳动机制。开发性劳动的发展本质上不是由生产工具所局限，而是由传统知识所局限。劳动效率不再局限于人与工具之间的配合关系上，而是注重各类知识的配合。这一点也与重复性劳动形成鲜明对照。
在古代，开发性劳动一般表现为哲人的探索、生产经验的升华。在封建生产体系里，由于工具转化财富的能力长期不变，因此劳动的投入产出能形成多少劳动效用（表现为产品效用）也是稳定的。在此供给的约束下对生产的劳动量支持也就允许在多大规模上形成。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能够长久稳定的基石。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简单的工具效用上升为机器效用。机器作为重复动作的工具，一方面将重复性劳动推到了极致，劳动行为被“机器”化，劳动组织被“机器”化，社会管理系统也被严密的“机器”化；另一方面机器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隔开了，把劳动效用与人的体能关系也隔开了。机器作为知识综合体，迫使人们把生产效率由对自然条件的零散的经验依赖转向系统的、知识体系的依赖，转向依靠科学探索。机器为开发性劳动长久的介入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工业生产初、中期，由于重复性劳动占据生产劳动的主要地位，生产效用基本稳定。所以社会财富的增长集中表现为剩余劳动量的增长，生产的生命线就是利润或剩余价值。而科技成果的经济作用与普通物质产品一样，效用的实现是为了局部经济实体的利润实现。开发性劳动是为重复性劳动服务的。但开发性劳动在属性与机制上毕竟不同于传统劳动，在开发性劳动与工具的关系中，是劳动在主导工具发展，机器本身也是开发目标，所以机器生产发展规模越大，科技劳动（开发性劳动的主要体现）的领域就越广泛，科技劳动的独立性和生产主导性就越强，劳动的社会属性就越强。在此基本关系的引导下，重复性劳动日益依附于开发性劳动，局部利益将日益服从于整体利益，局部效率优先逐步转向效用开发的整体效率优先。
由此可见，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的生产关系，是人类对物质互为里表的作用关系。前者开发了物质属性，后者就落实对物质属性的运用。所以在经济效益上二者要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由于效用与效用之间是相互配套的，因此个别劳动效用反映了整个社会效用体系的综合，就像一滴水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一个细胞可以包含整体遗传密码一样，它具有全息功能。技术革新尽管改进的可能是极微小的一部分效用，但它代表了整个人类生产能力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一系列的社会配套效用和生产运行方式都要随之改变。所以开发性劳动成果虽然在现阶段是以专利的形式个别表现，大多数效用开发是依靠资本力量各自分散独立进行，一般科研组织在经营效益上也要追求个别收益，但运用现有知识开发新知识，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协作和知识交流的系统工程。它的动力根本上来源于社会利益，它的消费期由知识产品的更新期所决定。也正因此，只要效用开发进入较高层次，例如进入基因、纳米、太空、机器人等现代核心技术的开发，开发性劳动的社会性马上就会通过社会的协调行为、利益分配、组织结构等一系列变化显示出来。目前高层次的科技开发都有国家或国际的参与，企业自行的科技开发，其协作面越广效率越高效益越好。由此可看出，开发性劳动的效率是发散的而不是内敛的。在此基黜上，生产利益是外向互补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协作成为开发性劳动的重要生产特征。
开发性劳动的形式高度抽象，劳动成果也高度抽象（也许几年的劳动成果只不过是一纸公式）。那么开发性劳动的效益体现在何处？开发性劳动主导价值增长的内在力量有两个。一是开发性劳动本身是复杂劳动，相对于简单劳动在价值衡量上有优势；二是开发性劳动与高效用相联，有利于市场竞争中的价值实现和扩张。而体现开发性劳动主要效益的则是其外部力量，既围绕开发性劳动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它产生的效益是“双赢”。既企业可以得到利润，社会可以得到剩余使用价值。所以在资本生产时期，它表现为高额的价值回报。当社会生产越过了资本生产阶段，它更多的表现为直接的财富效用回报。围绕开发性劳动所形成的生产，我们称之为剩余使用价值生产或效用增殖生产方式。
（一）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形成
效用是社会生产生活的物质平台。平台提升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效应，是一种面式效应。这就好比大桥对沟通两岸的经济作用以及科技对生产的经济作用，它的受益不是以某个建桥企业或科技企业获利这种点来计算，而是以经济区域这种面来计算。所以它的财富增长方式不是以自然数方式积累增长，而是以倍数或指数形式跳跃扩张。这种以指数方式增长财富的能力是个别资本剩余价值积累机制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效用增殖机制必然要取代剩余价值增殖机制的生产力基础。
人们早就认识到效用的这个社会作用特征。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等，这种历史分类方法就是在以效用划分生产力时代，在以效用划分社会形态。
可能很多人认为，资本生产不就是在市场竞争中主动的编织效用体系？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资本搭建的效用平台只能是为自己服务，它挣不脱局部利益的框框。而效用平台的特点是，社会受益面越广，其劳动效率、经济效益就越高。二是资本生产方式以重复性劳动为主，提升效用主要依靠开发性劳动。而开发性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协调性在达到一定规模后是资本生产机制难以容忍的。否则在现代生产中就不会产生技术垄断的现象。所以资本生产机制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可以对效用提升产生积极作用。(这在我国的农业改革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但是社会生产力愈进步，资本生产方式对效用提升的消极面就会愈大。
隐藏在产品中的劳动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人们只能依据产品的效用去判断产品中的劳动量。在生产工具标准化和生产工艺标准化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动作被标准化，劳动的效果也被标准化，劳动耗费与劳动效果之间的比值固定，由此劳动耗费量也被标准化。在这一系列标准框架的基础上，人们凭借产品平均的使用价值(劳动效用)就能判定平均的劳动消耗，从而可靠地完成各生产过程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商品交换实践中，各生产主体之间在衡量产品交易中所包含的劳动耗费量时，自然会趋向一个平均值的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平均值反映社会生产中大多数生产主体的耗费状况，交换双方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平均值稳定，不易受人为和个别事件的干扰。借助这个平均值标准，各生产过程的劳动耗费量在交换环节得到真实的反映，从而维护了自己独立的生产利益，资本可以在投资前精确计算它的投资回报率等等。一个稳定的价值增殖经济秩序得以建立。这个平均值标准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①）
产品使用价值偶尔更新一下，市场就会在新的效用标准基础上形成新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概念。问题是现在出现了劳动效用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的改进与更新局面。而作为市场交易的买方，是依据平均的效用状况来判断对方费用并作支付依据的，只要卖方产品效用高出传统产品一倍，买方在经济上就允许以高出传统产品一倍的价格完成交易，因为交易双方都遵守了交易准则，买方的经营可以正常运作。正所谓“优质优价”，经济秩序一切正常。但事实上由于效用开发的作用，优质不一定高成本，尤其是效用改变与劳动耗费量改变的关系再也不是一种线性相关的关系，这对“等价交换”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建立在平均耗费与平均效用相对应基础上的传统商品交换就是在这里开始背离价值准则。劳动效用变换的越快越频繁，这种背离就越明显。为维护独立的生产利益，人们在效用不断改进的环境中进行商品交易，必然要将效用变化与传统的效用价格比联系在一起，按优质优价逻辑形成最新的商品效用价格比。这样当再有新产品问世时，最近期的劳动效用价格比就成了同类新产品的等价物。价格（也是社会价值）在这里成了衡量效用的劳动尺度。而近期效用又成了衡量新效用的对比物。平均必要的劳动量标准——旧价值标准由此逐步被效用价格比这种新标准所取代。在当代电子、软件等效用更新快的行业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新劳动效用一出现，现有产品纷纷降价，这种降价已不能用产品供过于求所能解释（许多产品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就被淘汰）。它是旧产品劳动效用在新效用标准挤压下的“缩水”，是传统价值在新价值标准裁决下的贬值。效用价格比与传统价值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以产品的使用价值（效用）作为时间耗费是否有效的评判依据，不再是在平均效用的基础上评判时间耗费的平均值。具体的说，现代市场只看重劳动成果是否优质，不会去顾及和形成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的价值构成局面。
当然，最新劳动效用价格比也不可能漫天要价，它至少要受到三方面因素制约。1、社会购买力对产品效用的总体分配比例。因为人们对效用的消费会形成一定比例结构；2、产品效用的更新速度；3、新产品使用的效率状况。这三点是技术垄断的克星，也是我们判断专利价格是否合理的一个依据。生产的进步最终会表明，隐藏在劳动效用价格比背后的是效用时间比，但这要在价值形态完全消失后才会显露出来。
在最新效用价格比的制约下，市场经济已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剩余价值主导的市场经济，而是效用主导的市场经济。其特征是市场竞争以效用竞争、科技竞争为主。依靠劳动力质优价廉、自然资源丰富、低税收等传统资本所青睐的条件并不能掌握现代市场的主动权。在最新效用价格比的作用下，大量传统劳动不能在市场得到实现，大量社会资源、资金、人力等等蜂拥向新开发或尚未开发的效用领域。但效用体系的整体性又决定了效用开发的经济价值不可能一枝独秀。例如，光纤的技术指标、资源利用的合理程度都要胜过铜电缆，但只有当商业对线路承载的信息量普遍有更高要求的时候，光纤改造的巨额投资才有回收的依据。事实上效用开发的最高经济价值是体现在社会效用体系的最基础部位，体现在效用提升影响面最大的地方。所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首先是放在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基础效用的改善上。
落后效用提升越快，先进效用的经济价值就越有实现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效用开发的深度也随之提高。（因为二者同处一个相互影响的效用体系之中）。这是一个效用与价值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也是一个科技应用和科技开发的对应依赖关系，也是一个构建经济大厦的塔基和塔高的对应依赖关系。依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技术垄断机制（当代资本垄断的体现），反而使自身的先进技术发展受到价值稀缺、需求稀缺的抑制。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帮助落后地区发展互联网，我们才有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技术的潜力与条件。通过社会组织的大规模效用提升，可以使自身的投资与劳动得到顺利实现、使相关配套产业得到收益、使效用的消费方受益。这种生产、投资、消费三方收益、社会运筹的物质财富增长方式，这种既引导价值流向又引导市场开拓的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实际也是公有制社会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