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经济计算与组织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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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奥地利学派 经济计算 组织的限度
【摘要】本文着重阐明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特殊贡献，这些贡献在奥地利主义文献的内部和外部都被大大忽视了。米塞斯的经济计算的概念应该被置于组织性质及设计的奥地利主义研究的中心。第三代、第四代奥地利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以及对中央计划下的资源配置困难有着独到见解，但他们一直是含蓄地去理解组织经济学。罗斯巴德对企业规模的分析首次明确采纳了罗纳德·科斯1937年提出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是大多数现代企业理论的分析基础。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不仅预见了现代文献的部分内容，而且还有重大创新，尽管这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
　　经济学家们对教科书中的企业模型越来越感到失望。在中级微观经济学中，“企业”是＿个生产函数，像一个神秘的“黑箱”，黑箱里的情况被正统经济理论排斥在外(而被认为是管理学、组织理论、产业心理学等次级学科的研究内容)。尽管教科书中的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可取之处，但已被证明不能解释许多实际商业行为。经济学家们开始抛开企业的生产函数观点，转向另﹁类文献，把企业看作一种组织，认为企业本身就应该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这些新文献是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发展最快的部分。其中的新观点大大提高和丰富了我们对企业及其他组织的理解。

　　本文着重阐明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特殊贡献，这些贡献在奥地利主义文献的内部和外部都被大大忽视了。特别地，我认为米塞斯(Mises)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的概念——企业家根据消费者需要去调整生产结构的手段——应置于关于组织性质及设计的奥地利主义研究的中心(forefront)。关于经济计划，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主义观点。

　　第三代、第四代奥地利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以及对中央计划下的资源配置困难有着独到见解，但他们一直是含蓄地去理解组织经济学。事实上，罗斯巴德(Rothbard)在《人、经济与国家》(1962)一书中对企业规模的分析首次明确采纳了罗纳德·科斯1937年提出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是大多数现代企业理论的分析基础。米塞斯在《人类行动》(1949)一书中针对金融市场作用的讨论，预见了亨利·曼恩(Henry Manne)1965年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开创性论文，以及学术界最近对金融学作为经济学基本组成部分的承认。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不仅预见了现代文献的部分内容，而且还有重大创新，尽管这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他们的贡献虽然不属于完全清晰的企业理论，但仍然值得注意和发展，对研究这些问题的奥地利主义学者来说更是如此。这些贡献包括：罗斯巴德用计算问题去分析企业的限度；米塞斯讨论了市场经济中的金融市场如何限制经理自由决断(managerial discretion)，以及如何完成最终的资源配置任务。

　　一、教科书中的企业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根本不存在企业之类的事物。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或生产可能性集，即一种把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手段。给定可得的技术、投入品价格向量和需求表，企业的生产计划必须在技术上可行的约束下实现货币利润最大化。这就是关于企业的所有问题。企业被模型化为一个行为人，面临一系列相当简单的决策：产出多少，每种要素的数量多少，等等。当然，这些“决策”其实根本不是决策；它们是琐碎的数学计算，隐含于基本的事实资料中。从长远角度来看，企业还可以选择最优规模和产出组合，但这也由生产函数的特性所决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关联经济)。简而言之：企业是一组成本曲线，“企业理论”是一个计算问题。

　　这些模型当然不能真实地描述现实中的工商企业，要理解作为法律实体的企业的规模和范围，我们就必须把视野拓宽到教科书以外。

　　二、科斯与交易成本

　　罗纳德·科斯在其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解释了组织的边界不仅依赖于生产技术，而且依赖于交易活动的成本。科斯主义框架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1996)、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奇安(Klein，Crawford and Alchian，1978)，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那里得到了发展，其认为在企业内组织交易或在公开市场上组织交易的决策依赖于内部交易与外部交易的相对成本。市场机制必然产生某些成本：发现相关价格、协商和执行合约，等等。在企业内部，企业家可以自己协调这些活动，减少了这些“交易成本”。但是内部组织带来了另一类交易成本，或者叫做信息流动、激励、监督和绩效评价的问题。于是，企业的边界决定于外部交换与内部交换的相对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权衡。在这种意义上，企业边界不仅依赖于技术，而且依赖于组织因素，即依赖于签约的成本和收益。

　　马克·瑞欧(Mark Roe，1994，p.vii)出色地概括了最近经济学家们对企业问题的思想转变：以前，经济理论把企业看作机器、技术、存货、工人和资本的集合。把这些投入倒进一个黑箱子，再搅拌一下，人们便可以得到产品和利润产出。现在，对企业的理论解释越来越多了，并且大都把企业看作一种管理结构。如果经营者能够成功地协调企业的活动，企业便会成功；如果经营者不能有效地在人和投入品与当前技术和市场之间进行协调和匹配，企业便会失败。处于企业最顶层的是企业的股东、领导者和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如果那些关系失调了，企业就很可能跨掉。

　　在这种新的导向下，经济理论在财务、会计、管理及其他领域里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这些领域以前被置于经济学视野之外。

　　三、经济计算与企业规模的限度

　　不幸的是，关于企业理论的经济文献尽管日益增加，但大多集中于市场交换的成本，而很少注意内部交换的成本。然而，这种新研究必须对企业规模限度提供一个圆满的解释(Williamson，1985，chap.6)。用科斯的话说，“为什么企业家不多组织一项交易或少组织一项交易?”或者，更一般地，“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生产都在一个大企业里进行?”(Coase，1937，pp·4243)。企业限度的理论也许是新的组织经济学中最困难和最欠发展的部分。通过应用米塞斯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定理，奥地利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具有明显的贡献。罗斯巴德已经阐明，根据实际价格进行经济计算的需要，不仅解释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央计划的失灵，而且给出了企业规模的上限。

　　(一)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一个短评

　　为了理解米塞斯在那场计算辩论中的地位，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论点不是专门(甚至不是主要)针对社会主义，而是关于资本品价格的作用。企业家基于未来价格的预期和当前价格中所包含的信息而作出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为了获得利润，他们需要所有价格信息，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信息，而且包括生产要素价格信息。若没有资本品市场，这些商品便没有价格，企业家因此无法对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作出判断。简而言之，资源不能被有效率地配置。因此，在任何环境下——不论是不是社会主义——只要生产要素没有市场价格，该要素的潜在使用者就不能作出理性的使用决策。从这种角度看，米塞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有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然而，由于学者们对米塞斯的“真正所指”存在不同理解，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那场辩论作一简评。

　　根据标准的解释，在1920年以前，社会主义理论家大都注意马克思提出的避免“乌托邦”式推测的警告，却很少注意到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中如何运行。后来，当时主要以金融理论家闻名的米塞斯发表了他那篇轰动性的论文，后被翻译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经济计算》(1920)Q)。米塞斯声称，若没有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就没有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因此决策者就无法评价各种生产技术的相对效率，从而无法作出决策。米塞斯指出，即使存在消费品市场，中央计划者也不能把有意义的价格“归因于(impute)”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这预见了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简而言之，若没有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催生价格，即使最具奉献精神的中央计划者也将发现，根据消费者需要去配置资源是“不可能的”。

　　对米塞斯观点作出最重要的回应是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1929)、H.D.狄根森(H.D.Dickinson，1933)、阿巴·雷勒(Abba Lerner，1934)和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1936-37)发展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或“数学解”，这一回应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在市场社会主义系统中，资本品是集体财产，但个人可以自由地拥有和交换最终产品和服务。该系统是这样运行的：首先，中央计划委员会为消费品和资本品任选一组价格；各类国有企业的经理以该价格去生产一个最优产量，使每一最终商品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价格；然后再选择一个使该产量下的平均成本最小的投入组合；然后，允许消费品价格波动，并且中央计划委员会根据最终产品的短缺和过剩调整资本品的价格。于是，通过一个基本上等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经理那样的“试错”过程，资源将根据供给和需求进行配置。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被看作是回答了米塞斯的计算问题，而且可以看作是回答了哈耶克(Hayek)和里昂·罗宾斯(Lionel Robbins)所提出的“可行性(practicality)”观点。在哈耶克和罗宾斯看来，社会主义组织的失灵是由于机制设计问题，因为计划者不能获得关于消费者偏好和资源可获性的完全信息，从而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更进一步，即使计划者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获得这些资料，也需要花几年时间去计算现代经济中的数百万种价格。兰格—雷勒—泰勒方法声称通过试错可以解决偏好显示问题，因此实际计算是不必要的。

　　随着市场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正统脉络(oahodox line)”。阿博拉姆·博格森(Abram Bergson)的著名综述《社会主义经济学》(1948)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pp.172—86)对此作了完整的总结。根据这一脉络，是米塞斯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可能性问题；然后哈耶克和罗斯巴德“撤退”到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能够计算，但实际中的信息问题将使这一计算太困难；再后，市场社会主义者证明，计划者可以采取试错方法，并不需要完全信息。因此，争论还在继续，经济理论本身不能对中央计划有效性作出任何结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必然是纯政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