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经济改革方略与因应：以四个难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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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而且从现阶段的发展看，其整体态势继续向好，这一点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良好的发展态势并不意味着已经不存在障碍和问题。事实上，随着中国的改革向纵深推进，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这里就政府扩大需求、国资产权转让、社会保障空账以及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房价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扩大需求：依赖国际市场不如立足国内
　　
　　当今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追根究底，不同经济体之间竞争的目的，是要进入并占领对方的市场。中国经济要持续稳定增长，扩大需求是必然的选择，因此，参与国际竞争乃可选之策。但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放在哪里？是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还是把扩大“内需”作为重点？
　　回顾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二战刚结束时，欧洲各国经过战争后均损失惨重，其经济重建需要从美国购置大量的设备，但存在相当大的资金缺口。美国当时施行的“马歇尔计划”为欧洲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初始资金，但“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重建资金支持仅是一个开端，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主要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以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为战后的欧洲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来源。日本的复兴与欧洲走的是同样的道路。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面积狭小，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即便在二战之前，日本也并不是很发达。但日本的成功就在于把握住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出口产品。在不到40年的时间，日本作为曾经的战败国变成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他的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也都是靠出口导向型战略逐步取得成功的。
　　但是，成功的经验并不是总能够适用。1997年以前，众多经济专家均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预言，东南亚的繁荣和兴旺并未持续，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破产、失业、收入的下降和人民生计的窘迫。事实上，任何成功的模式，都有其辅助条件。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冷战”的时期。为让其盟友尽快富裕起来，以分担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慷慨地对其盟友开放了国内市场。但当时美国经济的强大，以致于可以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援助其盟友。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因此而成功的。
　　然而这些经济体的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很快发现，那些曾经依靠其援助和开放国内市场来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逐渐发达后，不再需要美国的保护，并且要与美国展开竞争。此后，美国的策略开始转变，对市场准入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附加条件。而前苏联的解体，又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欧洲通过加快共同市场的建设，努力缓解了这一转变的冲击，而亚洲却没有作出有效的反应，不得不面对越来越缩小的市场空间。过去使其成功的条件不复存在，曾经成功的模式，也就不再能够发挥作用。
　　当今世界中，美国、欧盟和日本是三大经济巨人，它们中有两个在亚太地区。因此，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融入亚太地区。而这种融入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畸形结构的一极是日本，另一极是美国，前者长期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后者则是巨额的逆差。位于两极之间的国家，大多都是通过对美国的顺差，以获得美元，同时进口日本生产的产品，以扩大日本的顺差。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承受逆差和顺差的能力，都有一个限度，美国和日本也不例外。
　　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美国无力承担巨额逆差，则亚太地区的贸易，必将面临崩溃的局面。事实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显示出类似的迹象。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流入，亚太地区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但迫于越来越大的赤字压力，美国不能同比例地增加进口，日本虽然保持巨额的顺差，却又不放开国内市场，东南亚的产品面临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产品不能顺利出口，不能获得外汇，而这些东南亚国家长期积累的巨额对外借款又面临着还款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爆发金融危机自然就不可避免。
　　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必须改变，但什么时候能够形成新的结构，以及新的贸易结构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尚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新的贸易结构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新的格局形成之前，亚太地区的经济将是不稳定的。因此，中国不应该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依托在出口上。与其通过廉价出口换取外汇，不如立足国内，扩大内需。况且现阶段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而外汇长期闲置，又是另一种经济损失。因此，通过动用部分外汇储备，增加进口，不仅可以平衡外汇收支，而且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改善贸易结构。
　　而且，中国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是依靠国外市场来出售所生产的产品，所需要的国际市场规模很难得到满足，因此，依靠外部拉力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实现。当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不大的时候，美国曾轻而易举地把它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日本的产品，却还是不能改变日本经济衰退的现状。这是因为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太大了，已经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拉动它。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可能成为欧洲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日本对二战的态度，无法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因此，它也就无法在亚洲扮演德国在欧洲那样的角色。问题是：一方面，美国已经不能支撑整个世界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如果出口导向型战略成功的条件再现，唯一可能的“火车头”只能是日本。但从日本以往的表现看，其承担这一角色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出口导向型战略已很难再适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占据着最有力的竞争地位，拥有制定市场规则的权利。ISO9000系列标准之所以由欧洲人来制定，就是因为欧洲是相关产品的最大购买者，它掌握着这些产品的最大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如果中国对自己国内的巨大市场视而不见、弃之不顾，而是一味去国外寻求市场空间，则一旦国外的市场未能占领，再重新考虑重视国内市场的时候，则巨大的国内市场很可能已经被别的国家侵占。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应轻视出口，而是在现阶段的特定情况下，中国的策略要进行调整，中国经济要持续稳定增长，必须不断地扩大需求；而且政府要改善国际收支平衡，重点也必须摆在国内需求上。
　　
　　二、国有资产转让：既要大胆更要规范透明
　　
　　关于国有资产转让，是一个敏感而又见仁见智的话题。学界之所以存在分歧，是由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的。比如对“人性”的假定，角度不同，观点便会有很大的差异。几年前笔者曾撰文介绍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定”，引发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但如果离开了“经济人假定”，经济学的推理便失去了基础，亦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取代这个假定。
　　因此，这里分析国有资产转让，仍然从经济人假定出发，重点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国企产权为何要转让？第二，资产转让如何定价？第三，产权交易所的功能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也相对独立。
　　首先是国有产权为何要转让的问题。归总的答案是改善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回顾改革的历程，国企改革起步于利改税，而后改行承包制，再走股份制改造道路，其间既试验过西方的模式，也试验过中国自身的方法，但效果均不理想。推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产权主体缺位。这里并不是说国有资产没有确定的所有者，相反，根据政府相关文件的规定，国有资产属全民所有。但问题在于，虽然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却并不是由全民支配。事实上，国有资产的支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而政府作为全民的代理人，再授权给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只对政府负责，而真正的所有者，却变成了局外人。
　　如果企业经营者能以全民福祉为重，恪尽职守，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便不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但问题在于，按照假设，企业经营者是经济人。经济学理论表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同样存在有人们花钱办事的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求节约又讲求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求节约不讲求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求效果不讲求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求节约又不讲求效果。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并不鲜见。而国有企业的企业经营者恰好对应第四种方式，则不难理解国有企业中更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
　　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20多年，至今所取得的成效仍然不大，其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国家独资或一股独大。股份制改革以前，经营者用国家的资金办国家的工厂；股份制改革后，经营者则用国家的股份办国家的公司。二者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事”，都没有动力注重节约和效果，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表面上在改革，而事实上其内在的机制仍没有改变。近年来，非公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是“花自己钱办自己的事”，有既讲节约又讲效果的机制。可见，国有企业要转变现有机制，建立新的机制，就需要打破国家一股独大的局面，让非公资本加盟。如果非公资本遭遇屏障，不能投资国有企业，则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不能多元化，企业机制就难以转变。从这个角度看，国有资产转让是合理的。
　　其次是国有资产转让的定价问题。这个问题已在学界讨论了很长时间，争论的焦点是，国有资产到底该以什么样的价格转让？有学者批评当下国有资产流失，其基本的理由是国资转让价低于账面净值。尽管事实上确实存在国资流失的现象，但需要澄清的是，低于账面净值转让资产，并不一定是国有资产流失。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作为佐证。假如某人5年前花16万元买一辆家用轿车，使用寿命20年，每年折旧5%，使用5年后，折旧4万元，净值有12万元；若按里程寿命20万公里算，车已经行驶了5万公里，每公里折旧0.8元，恰好折旧4万元，净值也是12万元。然而5年后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却无人问津。后来不得已按6万元的价格转手，虽然心中不免遗憾，但毕竟此时6万元已是市场的最高价，事实上，这就并未造成资产的流失。
　　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市场价格是供求均衡时的价格。按净资产转让国有资产，只是卖方的供给价（成本价），而需求价则由买方决定。如果国有资产供不应求，需求者多于供给者，则成本价就是市场价格，此时若转让价格低于净值，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情况不同，结论显然也会不同。如果国有资产供大于求，转让价格则转由需求方确定，此时即使需求价格低于净值，也并不能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那么，站在供求双方的角度，资产的市场价格应该怎么确定呢？这可以从经济学经典论述中找到答案。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中指出，资产价格是预期收入的贴现。比如某人花10万元种了一片果园，现在他准备把果园卖掉，则果园的价格应该怎么确定？从销售者立场看，自然不希望少于10万。但费雪认为，果园的市场价格，并不决定于其前期成本，起关键作用的有两点：一是预期收益，二是贴现率。假定果园预期年收益为8000元，贴现率（按银行利率）为10%，果园的价格就是8万元。若贴现率不变，而假定年收益为1.5万元，则果园的价格为15万元。假设一个买主手里有10万元，若存入银行年平均利息是1万元，他便不会花10万元去购买年收益只有8000元的果园。反过来，若果园的年收益是8000元，而银行利率为10%，则卖者也不会以低于8万元的价格出售果园。
　　最后是产权交易所的功能。从最表层的角度看，产权交易所只是一个交易平台。但从深层考虑，它其实也是一种竞价机制。在产权交易所这个平台中，不仅资产的买卖可以达成，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众多的买家在这里竞价。前面说过，资产价格是预期收益的贴现。但预期收益是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资产为不同的人使用，预期收益也千差万别。若无买方竞价，让买卖双方直接成交，就难保国有资产转让不会造成资产流失。
　　这里同样可以用果园的例子来说明。同样一片果园，张先生经营预期年收益仅8000元，但若由李先生打理，预期年收益是1万元。预期收益不同，资产贴现就会差别很大。按贴现率10%计算，张先生出价8万元，而李先生会出价10万元。假如不存在产权交易所，李先生可能得不到果园出售的消息，也就不会有人与张先生竞买，则张先生就可以8万元买下果园。若这个果园属于国家所有，张先生还可能以给予回扣的诱惑来说动事主，按低于8万元的价格成交。
　　上述情况表明，产权交易所不仅是一个交易平台，而且也是一个竞价机制。尤其在现阶段大量国有资产参与转让的条件下，它能防微杜渐，防止贪污腐败现象的产生。当下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产权交易所虽是新生事物，但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亟待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