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

5575258

　　 一、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探讨

路径依赖的经济学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大卫保罗(A. David Paul)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随后，谢林(Thomas C. Schelling，1978)在《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一书中，又提出了“互动性行为”(interactive behavior)问题，他指出，经济结果严重依赖于行为发生时的秩序，因此，即使面临着更有利的选择，一些次优的结果可能非常流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大卫保罗和阿瑟(W. B. Arthur)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它才引起经济学界广泛的关注。保罗(1994)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向”(U.Witt，1993)。阿瑟(1989)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中的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的关系上，并指出一种技术的市场份额不仅依赖于偏好和技术的可能性，而且还依赖于报酬递增而导致锁定效应(lockin)的历史小事件。他认为，技术通过两种机制显示报酬递增：首先是用中学，技术被采用得越多，由此获得的经验越多，它们被改进得越多，从而被采用得越多；其次是网络外部性或协调外部性。历史小事件和报酬递增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劣等技术占主导地位和锁定效应的发生。

诺思(Douglass C. North)是从技术变迁领域引入路径依赖方法进行制度研究的第一人。继他之后，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研究十分活跃，例如Stark (1992)、Campbell(1991；1996；1997)、Hausner(1995)、Grief(1994；1997)、Pierson(2000；2004)、Caroline (2001)、青木昌彦(2001)和A.爱伦斯密德(2004)等都参与了此项研究活动。他们大多认识到制度变迁 (演化)受到制度遗产、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理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且试图解释或揭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近年来，哈佛大学的皮尔森(P.Pierson，2004)的新著《时间进程中的政治学：历史、制度和社会分析》与诺思(2005)的新书《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都试图揭示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生成或传递机制，代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最新发展水平，引起了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

诺思作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领军人物，国内学者多热衷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诸如企业改革、诚信建设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姚洋 (2002)、刘汉明(2003)、秦海(2004)和周业安(2005)等都注意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但是，对于诺思是如何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它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和评价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等问题，少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欲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国外有关文献，阐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提出过程，从而揭示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涵义，最后对该理论做出若干评价。

二、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一书中，诺思指出，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制度变迁，因为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拥有这些技术的组织竞争，因此，技术变迁机制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具体说来，制度变迁受4种形式的报酬递增的制约：(1)大量的创设成本或固定成本；(2)与现行的制度框架、网络外部性和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3)通过合约直接与其他组织和间接诱致政府在互补性活动中投资的协调效应；(4)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因签约持久而降低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制度矩阵相互依赖的网产生了大量的报酬递增”，由此，不可预期的结果就具有4个特征：(1)多重均衡——即可能存在多重解而结果又不确定；(2)可能的非效率——高效率的制度可能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而未能被采纳，从而替代一些非效率的制度；(3)锁定——一旦社会被锁定一个均衡点，就很难从中摆脱出来；(4)路径依赖——一些小事件或随机环境的结果决定某些解，而这些特定的解一旦形成，就导致一种特定的制度变迁路径。因此，制度的路径依赖可以定义为“人们在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或者说“从概念上缩小了选择束并自始至终与决策相连的情形”。

将路径依赖方法引入制度分析时，诺思强调了他的分析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有两点差别：第一，报酬递增的基本原因不同，制度变迁与现行的制度框架、网络外部性和制度基体网络相关，而不是与某个特定的制度相关，即制度安排会诱致互补性组织形式，而后者反过来又鼓励新的互补性制度的形成。第二，政治、经济市场的不完备，交易费用高昂，使得非效率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或大致接近零交易费用，报酬递增造成的对低效率路径依赖很容易得到校正。但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存在心智模式的不完备及其信息反馈的不完备和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因此，在一些对生产活动无激励效应的制度初始安排中所具有的报酬递增这个特征，将衍生出一些维系现存制度约束的组织或利益集团，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将按“他们的利益来决定政治(进程)”，从而使得一些非效率的制度可能长期存在，甚至导致制度路径锁定。因此，在从技术报酬递增转向具体的制度时，诺思从心智模式、政治过程两个方面对路径依赖做了解释，并据此断言，由于经济、政治的交互作用和文化遗产的制约，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复杂。

随着时间的推移，诺思日益强调他与路径依赖技术观的差别，逐渐发展出一个更具原创性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随后诺思(1994；1997)逐步远离了技术性路径依赖概念，发展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概念。以经济史为背景，诺思试图说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绩效)的差别。他在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提到经济史中的路径依赖与发展差距有关，即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发展速度各异，一般说来，欠发达国家难以赶上发达国家，因此，历史是路径依赖的。同时，针对后社会主义国家，诺思(1997)指出了路径依赖就是制度框架使各种选择定型化(shape)并约束可能被锁入人为的制度路径的事实。

至此，诺思清楚地阐明了制度变迁受文化、政治这两个重要的累积过程的影响。首先，诺思指出，个体改善经济绩效的能力仰赖于其信念和心智模式，而后者又受到社会累积的知识存量(文化)的影响；积累起来的知识存量又被置人我们的学习中，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巨大影响的渊源。其次，制度变迁受累积的政治过程的影响，“制度，或者至少是正式规则是那些拥有谈判力的人创造的，从而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经济变革的难度受政治市场性质的影响”，强烈的不确定性、政治协定实施的困难等因素，都会引起了政治市场的不完备。因此，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政府在短期内改进经济绩效的能力十分有限。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对制度变迁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实行快速私有化，那就是毫无头脑的政策，因为这样做显然低估了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及转型的难度。

近来，诺思(2004；2005)进一步揭示了路径依赖的传递途径和认知根源，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先从认知层面开始，经过制度层面，最后达到经济层面。信念决定了制度结构，因为认知的路径依赖，制度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在制度框架既定和社会激励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借助于价格信号，市场当事人的信念与技术互动，可能引导该社会沿着一种鼓励技术进步的方向前进。因此，认知和制度的路径依赖将会导致经济的路径依赖。

通过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诺思的分析不仅仅在于强调历史是重要的，历史上的选择具有不可逆性，而更在于制度的选择要受现行的制度安排、权力关系、政治斗争、国家行为和文化传统的约束。具体说来，它有着以下特殊的含义：

第一，政治过程影响制度选择，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讨价还价、度量和强制的交易成本，其结果往往是非效率的，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见的反映。显然，诺思已经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与制度框架“共生的”相互依赖的组织和利益集团会竭力维护现行的制度，阻挠制度变迁，因此，重大的制度变迁就发生在“大危机”时期，因为危机极大地削弱了利益集团维持现状的能力(诺思，2001)。

第二，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诺思(1994)认为，制度反映了当事人的信念，或者至少反映了制定规则的当事人的信念；信念则反映了当事人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学习是个体的心智模式对环境的反馈所作的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人类学习的特征既是心智模式的调整过程，又是“表象重述”的过程。从特殊到一般进行概括的能力和应用模拟的能力是这种重述过程的一部分。这种能力不仅是创造性思维的源泉，而且是决定人类决策的意识形态和信念体系的源泉。因此，诺思认为人类的学习过程决定了制度的演进方式(诺思，1994；2004)。

第三，制度的非效率是历史的常态(而非例外)；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历态(non—ergodicity)的过程。诺思(1997)指出，由于制度的报酬递增，制度变迁过程的政治效应可能被锁人某一制度轨道；技术锁定的重要性远不如制度锁定，即(源于制度和政治安排僵化的)路径依赖和互不相同的人类信念构成了经济政策长期性和系统性失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