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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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从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看，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应该不成问题。但如果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将不堪重负。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确定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目标。本文旨在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供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参考。
　　一、发展循环经济具有客观必然性
　　追根溯源，人类是在自然界存在适合于其生存的环境条件下才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生产活动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循环交流。其目的是使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下去。
　　在远古时期，面临着原始的艰苦生存条件，由于生理和肌体自然能力有限，人类承受着巨大的情感压力，我们的祖先不断总结自然规律，创造新的生产手段，以改变生存条件，使自己生活得更幸福。幸好我们的祖先是智慧的，他们学会了制造和利用工具，提高了生产率；学会了建筑房屋以避风雨寒暑，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我们的祖先是值得骄傲的。他们不断战胜大自然的挑战，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但是，作为后继者，近代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祖先的生存方式，欲望不断膨胀。为了满足自己作为具有高级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的无限欲望，使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人类不断发明创造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技术体系，从自然界索取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源，然后按照我们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成为我们的消费品，来满足我们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并且在使用过后把它们再抛回自然界。
　　人类发展经济的本来目的是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幸福的生产标准是温饱。落后的生产技术决定了增加产量必须不断开垦荒地，把一片片绿洲变为农田，必须不断“生产”自己，以增加劳动力。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容易开垦的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土地变成了相对稀缺的资源，人类为了争夺利用土地的权利而产生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于是，开始争夺土地所有权，并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人类为了减少对稀缺的土地资源的依赖，不断发明新的生产技术手段，以求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幸好人类是富有聪明才智的。到了18世纪中叶，人类发明了机器，开始用自然力代替人类的肌肉动力，在更高效率地利用土地获取食物的同时，从自然界更大规模地、更高效率地索取物质资源并对它们进行加工和制造，生产更多的工业消费品。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拥有充足的食品，“现代化”成为追求的时尚。人们的幸福观已经从温饱转向占有更多的人造物质产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达使得占有财富的多寡成为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低和幸福与否的象征。于是，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大工业诞生了，生产力急速发展，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把用更少的消耗从自然界取得更多的物质资源，制造更多的物质产品称为“效率”。显然，进入工业化以后这种效率使得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正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物质财富像被魔鬼呼唤一样从地下涌出。但不幸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繁荣支柱的私人资本只追求自己的无限增值和利润，而对于被资本奴役的广大民众的福利提高没有兴趣，特别是对于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被破坏和环境被污染毫不关心。在资本特征的驱使下，一切可以私有化的东西都具有了明确的产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交换关系，唯有生态环境由于其自然属性的特点使得它难以私有化，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可以共同享受而不用付费。显然，早期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自由免费利用基础上的。私人资本的获利与社会付出的生态环境成本是不对称的。正是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制度下，人类经济活动一直沿袭资源开采、加工制造、废弃物排放、产品流通消费、废旧产品抛弃的线性过程。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在满足社会消费需求创造利润而实现自身不断增值的同时，也使其对资源的无序开发和抛回自然界的废弃物按指数形式上升。其直接后果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
　　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全世界仅有不到五分之一人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情况下，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继续增长的重大约束。从1930年到1960年代末，世界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八大污染事件，其中多数发生在1950—1960年。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开始成为发达国家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地球日”大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环境污染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这份报告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从此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到了20世纪70年代，生态环境事实上已经从单纯自然意义上的人类生存要素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经济要素。这里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符合人类生活需要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短缺，拥有这样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目标之一。第二，从迄今为止人类生产活动的技术特性和生态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来说，天然的生态环境对生产排放废弃物的吸纳能力已经饱和，甚至超载，要继续利用它进行生产必须再生产出新的环境容量，需要人类投入资源进行“制造（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即，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劳动“产品”。这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即从生活的角度看它是目标，从生产的角度看，它已经变成生产要素和条件。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十分短缺的生活要素和生产要素。我国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2000年全国十大地表水系的COD年排放量达1445万吨，比Ⅲ类水质要求的800万吨容量高出80.6％；2001年七大水系断面检测，达到Ⅲ类水质的仅占29.5％，而劣Ⅴ类水质却高达44％；全国城市有66.7％缺水；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95万吨，比国家二级标准要求的1200万吨容量高66.3％；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也日益严重。从生活的生态环境质量来看，这种发展趋势与我们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相悖的。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当天然的生态环境资本用尽以后，继续按照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经济，将会牺牲人类的健康，使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我们的生活目标相背离。
　　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表明，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时，对生态环境的免费使用必然达到极限。这是自然循环过程极限和作为自然组成部分的人类生理极限所决定的。人类要继续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用新的模式发展经济；要求我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对被过度使用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循环经济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二、循环经济是可持续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很多人认为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在低级阶段的产物，经济发达以后环境问题就会自然消失了。更多的人把治理污染和修复生态寄望于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必须看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正是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GDP导向的经济增长导致的技术滥用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和物质消费繁荣的同时，人类生存质量和环境被忽视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产生环境问题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的新经济在发达国家兴起，并向全世界扩散，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美国经济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下，从1991年开始到2000年持续了10年高速增长，打破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纪录。于是，在那些乐观的“增长主义”者眼中，似乎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资源，不再受生态环境限制，科技具有万能的魔力，经济周期消失了，经济增长的障碍消失了，经济可以永恒地增长了。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新经济在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传统产品和资源的需求。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发达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强大的能源供给规模基础上的。虽然传统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在下降，但人类对其需求的绝对量不仅没有降低，而且依然在增长。
　　信息化和其他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率，降低了单位产出的物质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加了、工作场所扩大了、生活设施和居住条件扩张了、人口因各种原因在加大流动的频率。自古以来我们就追求安居乐业。最基本的安居要求是每个人要有一张床。随着技术和经济发展，我们的生活需求以床为基础所配套的居住空间和物质消费品不断增加，不断的出行使得家中之床空闲率在日益上升。每到一地我们还需要一张床，还需要与床相配套的一应物品。这导致人均占有物质资源随着空床率的上升而持续增加，而与床配套及其他所有耐用消费品的利用率却在不断下降。因此，传统的工业化及其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我们需要推进可持续的循环经济新发展模式。
　　在技术层次上，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的“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其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表面上看，循环经济只不过是强调“三废”回收利用，但这是一种误解。从科学范式的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基于技术范式革命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这是基于微观技术的定义。在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
　　农业经济社会的技术范式核心是劳动力与土地简单结合的以采集、种植和养殖为主，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生产。其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三废”，产品直接来源于自然。
　　工业经济社会的技术范式复杂得多。其技术主体由劳动力与机器设备相结合的大工业体系替代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简单结合。生产过程的基本特征是以化石能源消耗为基础，从自然界开采资源和对资源进行多次加工形成各种各样的复杂产品。
　　工业经济社会中，工业技术和产品大规模渗入到农业领域，使农业的技术范式也发生了相应变革。生产过程中加入了化肥、农药、机械设备等工业品。于是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同时也给土地和水资源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污染。伴随人口增长和农业机械的使用，人类开垦荒地的能力提高了，但自然生态却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在工业生产领域，动力主要由化石能源燃烧来提供。这种以耗散方式消耗、在短期内不可能循环的能源消费，向大气和环境中排放出各种废气；各种物理和化学的生产过程都要用清洁的水作为冷却剂或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载体，使得清洁的水资源日益减少；大量矿山的开采使得植被锐减；人口的膨胀使得城市云集，工厂和住宅不断侵吞有限的可耕地。
　　循环经济的技术主体要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反馈机制。在微观层次上，要求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条，从生产产品延伸到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和再生；横向技术体系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在宏观层次上，要求整个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处理。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基础，以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和无害处理为手段，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高技术发展既关注经济增长和国防目标，也将环境保护和资源再生利用作为重点领域。这实质上是在技术范式革命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循环经济的前景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事实上，即使是在传统的工业化阶段，人们也并非对环境污染毫不关心。传统的工业化大生产也有一定的污染防治机制。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们的幸福观是建立在拜物基础之上的，追求经济增长成为首要目标；二是社会制度存在缺陷，生态环境被置于社会管理的主要对象之外。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私人资本免费利用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的人类公共环境和公共资源，并不断把它转换成更多的资本。相比之下，利用劳动力——人力资源则很“昂贵”。于是，源自于自然资源与人结合而产生出来的机械设备，作为资本的物质形态不断把人从生产过程中替代出来。表面上资本替代人是为了提高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实际上是资本把劳动力所有者——人（主要是没有资本的人）排除在了利益分配之外，生态环境的免费使用换取的物质利益主要被资本所有者占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那些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的劳动力失去了参与利益分配的依据，不但较少享受工业化大生产的利益，而且不得不承受由于工业化而变得更糟糕的生活。因此，技术范式是一种技术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基础。
　　当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人们才看到了“增长的极限”。于是，恢复生态环境、减少污染排放、保护公共资源等就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协调，安定祥和的社会。这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短缺资源的使用而产生的利益摩擦。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共有性质的短缺要素，利用它所创造的利益必须得到公平的分配，而且必须保证它的可持续利用。使用这些要素获得利益的人必须使其他人的利益不受伤害，或者对受到伤害的人给予补偿。受益人在使用后应尽可能将其复原，以便其他人能够继续使用。这显然需要社会做出一种制度安排。迫使生态环境的使用者改变原来的技术范式，采取新的技术体系和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