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收益递增和马歇尔范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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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马歇尔范式
马歇尔结构是经济学有史以来最精巧的理论之一，严谨，简洁。在这一方面，可以与之并论的可能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歇尔范式的前提是土地的收益递减规律，所以，它应该只能适用于受土地限制的经济或与土地有关的产业。比如，前工业时代的经济以及工业时代的粮食、咖啡、矿产品等产业。它并不适合用来描述增长中的经济，比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观察到的经济，以及扬和阿瑟观察到的经济。它适用于增长还没有出现的前工业经济。如果按照杨小凯的思路严格推理下去，马歇尔范式将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
对于增长中的市场，马歇尔范式的预言没有一项曾经出现过，经济学在心安理得地用马歇尔范式向我们宣告市场是安全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忘记告诉我们，马歇尔的市场同时是没有增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熊比特提到过，他说，均衡的经济是不会出现增长的，只能是一个“往复循环”的经济，（熊比特；1990）这样的经济显然仅仅发生在前工业社会。当时市场的运行既符合熊比特对没有增长的“往复循环”经济的描述，也符合马歇尔范式的预言：收益递减，完全竞争，市场有均衡的价格，没有利润，没有增长，没有失业，没有危机。“它总是保持着一种均衡，因此是井然有序而且可以预测的，。。。。它又是平稳的，因而安全；它改变起来十分缓慢因而是可持续的。不太冒失也不太有利可图”。（Athur；1996）对马歇尔范式而言，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信息对称假设，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一切成熟的前工业社会，都有商人巨富产生，但即使有这样的资金积累和企业家素质，再加上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干中学），仍然不足以形成经济的增长；即使是革命性的创新，也都因为生产局限在土地之上，而无法产生增长。至少一千多年的时间，就都在“往复循环”的单调重复中度过了。土地收益递减的强大威力，促成了市场的平稳和和谐，即使有天灾人祸的波动或噪声，也会在市场中收敛到均衡的状态。马歇尔范式得到了近于完美的实现。以至于经济学家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分工和市场在那个时代竟然完全不存在。在这样均衡的市场中，经济学是不必要的，一切都由市场本身安排妥当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几乎是唯一一个从古希腊的哲人思辩直接跳跃到了亚当斯密时代，[马歇尔 ]而其它的科学或社会科学，多多少少在这期间都有所传承，有所研究，有所成就。
一切都显得超乎想象地简单，只要我们将市场和分工的存在历史，延伸到它们的定义所能允许的时代，然后用古典作家一直到马歇尔发现的收益递减规律，去解释被土地局限的经济体系，我们就会发现，马歇尔范式的解释和预言几乎是完美的。唯一可能的怀疑是，那时的经济可以称为市场经济吗？这个问题应该由仅将工业化经济定义为市场经济的人来回答。根据马歇尔的理解，收益递减的经济也可以是市场经济。而收益递减是而且仅仅是土地的经济特征。再先进的技术，再强大的分工效应，应用到土地上，收益都是递减的。只有离开了土地的束缚，分工的收益递增效果才可以显示出来，被我们观察到，经济才有可能增长，这一转折的出现，经济史上称为“工业革命”。当经济进入这样的时代，马歇尔范式的使命就应该完结了，它的一切预言都再也没有意义，阿瑟（Athur；1999）的论述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将马歇尔范式应用到工业化以后的市场，会在理论上出现那么多“例外”，因为在增长的时代发生的经济学现象，几乎全部是马歇尔范式的“例外”。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市场会“失灵”。市场“失灵”，本来就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市场中发生的一切，本来就是应该在市场中发生的，它如何“失灵”？失灵的是马歇尔范式。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切旨在研究我们时代的经济现象的理论，都“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无法与马歇尔范式兼容。经济学家根本无法将描述前工业市场的均衡结构，与研究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或者增长理论，或者收益递增经济学兼容在一个理论框架内。
马歇尔范式不需要与其他经济理论兼容，反之也是一样，因为马歇尔范式描述的是受土地约束的市场。如果它与增长中的经济有关，那就是它会提醒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增长最终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还马歇尔范式以本来面目，反而给它留下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我们实在有必要知道，在最终的限制来到之前，市场的正反馈机制会不会将我们生存其中的自然破坏得不可恢复。
经济学史有一个观点认为，亚当斯密是从增长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学的，而马歇尔范式是从资源的最优分配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学的，还有人以此来划分经济学在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认为到了索罗以后经济学家，增长问题又回到了经济学的视野当中。
这样的分类引出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第一，从马歇尔以来，有几个经济学家是在用马歇尔范式研究资源的最优分配？各自都有什么成就？其实，如果马歇尔范式是成立的，就没有任何必要研究资源的分配，资源已经由市场分配完毕了；即使其中出现了波动，市场也有能力自我调节，也不需要任何研究。比如在前工业社会的市场，就是这个情景。如果资源分配的异动到了值得经济学家来研究的地步，马歇尔范式就不可能成立。虽然有所谓噪声理论试图将经济的周期性危机理解为总的均衡前提下的噪声，但这个理论更接近在地心说的地球外面多套几个圈，将马歇尔的简洁结构弄得复杂无比。
第二，当增长重新回到经济学家的视野中的时候，亚当斯密的传统却没有回来。增长模型的“进步”，仅仅表现在数学工具上，而在经济学学理上，却显得苍白无力。增长模型告诉我们的是，当生产的要素发生了增量，增长就会发生，但是，要素的增量是如何发生的呢？它似乎是因为有增长才发生的。熊比特（1990）深知增长模型的经济学学理缺陷，所以他另辟蹊径，希望用创新来作为增长的第一推动，或者用类似进化论中的灾难说将企业家能力纳入增长的原因中去。但他似乎并不那么成功，因为无论是创新，还是灾难，都在“往复循环”的经济中发生过。
第三，这样的经济学史一定要漏掉经济学中不可以忽略的一个人，凯恩斯。他显然不是研究资源的分配，他只是看到了这市场的表现和马歇尔范式的预言相去太远。凯恩斯主义有两个预言，一个是说，通涨和失业不可能同时出现；另一个是说，通涨和失业不可能同时消除。（萨缪尔森；1992）在形式上，是他的第二个预言与马歇尔范式的预言不相容，但奇怪的是，以马歇尔范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却因为他的第一个预言失败而抛弃他，似乎是不满他没有估计到，这市场比他想象的还要更加险恶。
关心经济学学科结构科学性的人，一直都在为一个问题所困惑：亚当斯密的传统是如何被经济学抛弃的？切断分工与经济学的联系的，正是马歇尔范式。亚当斯密理论暗示，收益递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增长；而马歇尔则正好相反，他暗示，收益递减更重要，哪怕将增长放在一边。前面说过，收益递增与增长的关系并不那么直观，直观的是它与垄断的关系，所以经济学就更有动机“不允许”它存在了。没有了收益递增，亚当斯密的分工就失去了增长的内在机制，失去了它的理论意义，经济学就这样告别了亚当斯密。以至于当增长的研究回到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来的时候，亚当斯密的传统仍然无法回归。但是，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在均衡的马歇尔范式中找到立足点，于是只好将一切增长的内在机制黑箱化，增长变成了投入增量的函数，这样的增长模型显然不是经济学的本意，也使它遭到批评，说它没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经济学不得不继续困惑，为什么亚当斯密在他开创的经济学里竟然没有任何位置？是亚当斯密错了还是经济学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