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凯恩斯主义是有用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从央行再次降低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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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继去年3月21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连续四次降息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再次调低了银行准备金率，从8%降到6%。很明显，这是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的一项重要措施。据估计，商业银行由此而增加的可用资金将达到2000亿元。
然而，按照这样的方式操作能否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达到启动内需的目标，则值得怀疑。此议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具有理论和实际的依据。
首先，目前银行是无钱可用还是有钱不用？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一是近几年来银行一直是存款大于贷款，且存差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去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存差9173.8亿元，今年9月末增至12134亿元，这是在居民储蓄存款增速明显下降情况下出现的，6-9月居民储蓄增加396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1485亿元。二是法定准备率下调，而超额准备却在增加。三是由于企业经营不好，负债率高，虽有大量贷款需求，但效益好，有还款保障的需求明显不足，银行的资金无法有效地贷放出去，于是增发国债实际上是把银行的钱由政府来用。可见，银行的资金还是比较宽裕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调低银行的准备金率，增加银行的可贷资金，其作用可想而知。
其次，中国目前实施的完全是凯恩斯主义扩张需求的政策，降低利率，放松银根，增发国债，扩大赤字，为什么扩张效应并不明显？消费需求并无明显回升，投资的增减则基本由财政投资的变动而定，今年第3季度处于零增长的水平，鉴于去年第4季度投资的高增长，增发的600亿国债也只能使投资增长的降幅不至过大而已，看来单纯的政策操作，其效应有限，且呈下降之势，而且隐含着新的问题。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投资效率无法保证，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降低利率，存款利率已经降至2.25%，明显低于国际利率，而美国最近一直在升息，这等于促进资本外流；提高出口退税，等于实际汇率贬值，虽然有助于出口回升，但却造成了新的扭曲。现在，降低准备金率，增加银行的可用资金，仍然是沿着单纯政策扩张的路子走。难道不能改一改政策决策的思路，实施一些有可能见效的办法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是有用的，但是，对于中国的经济运行实际来说，又是远远不够的，简单地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有可能加剧而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危机。
凯恩斯主义虽然是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出现的，但却是在市场制度比较发达和比较完善的基础上运作的。中国目前正处在市场化的进程之中，既不存在比较发达和完善的市场制度，也不存在严重的市场失效，而是市场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的发挥。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体制和政策是不能分开也无法分开的，二者往往是联动的，而且往往是先有体制的变动，然后才有政策效应的显现。1992年的经济启动，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例如，土地的市场化，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成为推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因素，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资金供应相对充足，也是促成经济过热的原因。而1993年以后的紧缩，虽然有收紧银根，紧缩财政之类的政策操作，但却是以体制上的相应收缩，市场化进程的后退和停滞为前提的。因此，如果说在市场相对发达的条件下，体制是个长期因素，在短期内可以不予考虑，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操作以体制给定为前提是一个合理的假定，那么，处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中国，体制因素仍然有着明显的短期效应，以发达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来观察中国的问题，其解释力就十分有限。有人说，目前的通货紧缩是由于紧缩过头、启动较晚造成的，那么，扩张政策实施已经两年，时间并算不短期，力度也不算小，为什么仍然不能充分奏效。看来简单地就政策论政策是不行的。其所以如此，根源在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改变了，从紧缩变成了扩张，但我们的体制政策仍然没有改变，还在继续紧缩。金融在集中，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在强化，有些方面的行政控制在也加强。体制性收缩限制和抵消了政策性扩张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