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

4127245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刊，第一卷（1891年）
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实证理论领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张呢？
他们的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价值论开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终效用论。这个理论可以被浓缩为三个极其简单的命题。物品的价值是只有由拥有这些物品才能满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个满足是取决于某个物品的可以非常简单而且准确地通过考察不拥有该物品时哪个愿望将得不到满足而确定。此外，显然，被物品决定的满足不是物品实际用于的满足，而是个人的全部财产能够购买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根据实际生活中非常简单而且确凿无疑的审慎考虑，我们总是把财产的损失对我们的境况造成的损失转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们损失的是用于满足较重要的需求的财产，我们不会牺牲满足这个需求，而只是牺牲其它满足较小需求的财产来弥补损失了的财产。因此，损失就落到较小的效用上，或者说——由于我们自然会牺牲所有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落到“最终效用”上。假设一个农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维持生计的；第二袋，B，是种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设第一袋A被烧毁了。该农民会因此挨饿吗？当然不会。那么他会不会不种地了呢？当然不会。他只需把他的损失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他会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决于A袋烧毁与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无关紧要的单位，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最终效用。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理论的这条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经济学家也持有。德国经济学家Gossen 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布了它，但当时它没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条原理几乎同时在三个国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经济学家——英国的Jevons（3），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发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J.B. 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这个想法（6）。但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于构造经济学理论。最终效用的想法是专家用于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最复杂的现象并且解决经济学中最艰难问题的开门咒语。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独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方面。
万物都归于此：我们只需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多样的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中辨别出最终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这么做开始会很费力，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因而最容易解决。我将举几个最重要的情形为例——至少在不深入细节的前提下尽我所能——说明这一点。
最终效用定律的基础，如我们所见，是出于认真细致的考虑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弃的物品随时会被用于填补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农民的情形中，替代行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物品的替换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种替换。
第一个复杂之处是交换造成的。如果我仅有的过冬外衣被盗，我当然不会受冻，听任我的健康受损，而是会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买过冬外衣。当然，然后我会少买相当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当然会少买我认为我最用不着的；也就是说其效用——与上个例子一样——最小的；总而言之，我会舍弃最终效用。因此，取决于我是否丢失过冬外衣的其实是最可放弃的满足，在给定的财产和收入条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时购买的满足；通过交换替代，损失以及取决于它的最终效用被转移到性质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满足上。（7）
如果我们仔细地深入考察这个复杂之处，我们就会遇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给定的物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各人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对这些物品作出的主观估价，与其财产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完全的解决需要细致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奥地利学派最先开展的，而且下面我将给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物品的价格或者“客观价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对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观评价的结果，而且，价格与“最后买主”的评价十分接近。众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类似的价格定律。但是，他们的表述有严重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最先弥补了这些缺陷。奥地利学派最先找到了摆脱过去的理论——即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中的循环论证。无可置疑，一方面市场上的价格受到买主对物品的评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同样无可置疑，在许多情况下买主的评估也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例如，我的过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场上用10元买到就比用20元才能买到时的最终效用要小）；那些认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确的心理学说明的理论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环推理。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用个人的评价说明价格，而且反过来，用价格说明个人评价。当然，这样的解决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奥地利学派最先通过上述细致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实质。（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个有意思和困难的复杂之处是由于生产：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产出来。正如上述情况中物品是被货币的使用替换的一样，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生产资料的转化替代。但是，当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产资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必然的减少将被转移到那些最易于放弃的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那类物品上去。
举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个国家发现需要武器捍卫其荣誉或主权，它就会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铁生产武器。那么，生产武器给该国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损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换句话说，损失落到生产武器所消耗的物质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终效用上。
这一论点同样导致以某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之一。这条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随意地不费力地复制的东西的价值趋向于生产成本。这条原理其实是最终效用定律在给定的实际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生产成本”不过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产出来所需的材料的总和。如上所述，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替代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随意生产出来，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与生产材料的最终效用和价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说，与生产成本一致。
关于这种一致性的最终原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与过去的理论颇不相同的理论。过去的理论把成本当成原因——而且是终及原因——而把产品的价值当成结果来说明成本与价值间的关系；它假定，说明物品的价值这个科学问题只有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的成本说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相反，奥地利学派相信这只是全部说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燃料，机器，租金，劳动力）上涨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涨；当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显然必须首先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细致地贯彻说明时，它总是使我们看到，完成的产品的价值才是起因。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当生产资料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时而且正是由于此我们才赋予生产资料较高的估价。因此，因果关系与过去的理论所说的正好相反。过去的理论把产品的价值作为结果加以说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原因，并且认为不必进一步说明。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发现：第一，生产资料的价值首先需要说明；第二，做出了这一说明而且理清了复杂的关系之网后，人们最终发现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结果，而产品的价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论点许多读者初看上去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里无法阐述它甚至无法澄清常见的一些误解。我只提一点。在某些生产资料的真正因果关系出于某种理由显而易见时，过去的理论也承认这条原理；例如，就表现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价值而言，Adam Smith指出土地产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地租的价格而是相反。同样，没有人会认为铜价昂贵是由于铜矿公司股票价格高昂；而是铜矿及其股票的价值在铜昂贵时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条河里的水会向山上流而另一条河的水向下流一样，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不会相反。定律对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某些生产资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容易看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况复杂，很难看出来。在那些欺骗性的假象导致相反的说明的情形中也确立定律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许这正是最重要的。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生产成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产理论中不亚于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又不亚于在分配、租金、资本收益、国际贸易等等的理论中。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时都被迫直接或间接地诉诸生产成本。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用于说明其它现象的生产成本又在现象体系及其说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个所有其余的价值现象都围绕着它转动的固定的绝对的中心点？还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虽然有种种矛盾的表象——是可变的、是被产品的价值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