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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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孔子从春秋时代社会分配所存在的差等现象中，发现了消费的差等结构，并主张不要过分扩大这种差距；他从治国安民的高度着眼，要求当政者“节财”，但同时又提出个人消费要“使足”的原则。他肯定了人的物欲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他本人也靠出卖知识而获取生活资料，但又强调克制物欲的重要，倡导重精神轻物质的消费观，从而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以升华。因此，深入研究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对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英文摘要】WhenConfuciusfounddisparityexistinginthesoicaldistributionsystemduringtheSpringandAutumnPeriod,heprotestedthatitwasnotrighttogoonenlargingthisdisparity.Withaviewtoachievingthegoalofrunningthestatewellandgivingthepeoplepeaceandsecurity,heappealedtothestaterulerstoeconomizegoods.Meanwhile,healsoadvocatedthatindividualconsumptionbepromoted.Heregardedmen’smaterialdesiresasnaturalandreasonable.And,hehimselfmadealivingbysellingknowledge.Atthesametime,healsostressedthatitwasnecessarytocontrolone’smaterialdesires,advocatingalifeoutlookofviewingspiritabovematerialsoastopurifypeople’ssoulsandheightentheirfeelingstowardseachother.Inthissense,itisofsignificancetodofurtherresearchonconfucias’consumptioneconomicviewpoint,becauseitcanhelppeoplesetupacorrectconsumptionoutlook.
【关键词】差等/精神/劳务
　　disparity/spirit/labourservic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1—0034—07
　　孔子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历万古而常新，在我国古代，它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和进步。历史的风风雨雨，使孔子的思想逐渐渗透在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准则和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因此，深入地对这份遗产进行研究，不仅是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而且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今，对孔子的哲学、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思想，学者们见仁见智，多方面进行阐释，而对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则涉及较少。现就散见于古籍中的有关材料，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差等结构的消费观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长，体脑劳动分工的明细，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贫富贵贱也相应拉大了差距。对于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这种差等结构，孔子是清醒地认识到并极力地维护其上下尊卑的差等存在的。但怎样处理客观现实中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即通常所说政治层面上的君民关系，经济层面上的贫富关系，对此孔子则有其独特的思考。在政治上，即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上下差等是只能恪守而不能逾越的，而在经济上，即贫富悬殊的物质分配与消费上，孔子面对着剥削者的贪得无厌与奢侈浪费，在社会整体消费的差等结构上，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宏观调控主张。即占有丰厚物质的在上者，要降低消费而“节财”[1]（《史记·孔子世家》），以施惠于民；物质匮乏的在下者，要满足其生活的基本需求而“足食”[2]（《论语·颜渊》），以利于社会的再生产。
　　这是孔子的民本思想在分配和消费问题上的具体反映，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民为邦本”，春秋的社会实践证明，国人的力量直接影响到王位的继承，人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苟无民，何以有君”[3]（《战国策·齐策四》）的观念，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如果当政者挥霍无“度”，取之于民的赋税徭役没有“制”，在消费问题上不按逆向差等的原则予以制约，那“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2]（《论语·卫灵公》）的犯上作乱就会发生了。所以，孔子才敲响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警钟。但孔子所谓的“均”，不是一拉平的绝对平均主义，更不是要按原始公社的体制去进行分配和消费，而是要求人们在不同差等层面上，各安分于自己的等级名分。对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4]里阐述得最为清楚，他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可见孔子的“均”，是针对统治者对物质财富的疯狂占有欲而言的，以遏制统治者消费的无度性，从而排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就是孔子差等结构消费观的核心与实质，在客观上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好处，对治国者来说，也无疑是一剂苦口良药。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地位高低与财富多少是成正比增长的，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损”上“补”下的目的呢？孔子首先提出了当政者要“爱人”的口号。他说：“为政在人”[2]（《中庸》第二十章，哀公问政），“古之为政，爱人为大”[2]（《礼记·哀公问》）。强调一切在“人”，一切为了“人”，只有具备了这种仁人之心，才有可能做到“节用而爱人”[2]（《论语·学而》），不伤财，不害民；也才会自觉恪守“政在节财”[1]（《史记·孔子世家》）的原则，为政廉洁，严于律己，切实降低消费，减少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而达到补不足的目的。所以，孔子极力主张轻徭薄赋，他说：“度于礼，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从其薄。”[5]（《左传》哀公十一年）这是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而制定的一个理想的消费框架，眼前减少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增加，节制的用意在于保证久远的恒稳，对这种“取”“予”的辩证关系，孔子阐释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论语·颜渊》）这种民富为源，国富为流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成为志士仁人反对统治阶级暴殄天物，要求减轻人民负担的锐利思想武器。
　　从社会消费的总体把握和调控上看，如果说“节财”是通过“自制”以补不足的话，那么“使民以时”[2]（《论语·学而》）和“废山泽之禁”[6]（《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则是使民自富而提高其消费力的美好构想。其实，通过发展生产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他曾大声疾呼当政者要为民众发展生产提供必要的条件，实行“宽民”政策。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的生活，而发展农业生产与掌握天时至关重要，耕耘、播种、收获，必须按季节进行。所以孔子才要求统治者在役使人民时不要耽误农业生产季节，在时间上提供保证。而对于发展生产的必需资料，孔子面对着全国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按等级、权力，分别享有山泽渔盐之利，肥田沃土之产的事实，则提出了开禁利民的主张，认为“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7]（《国语·周语上》），要求资源共享，要求让利于民，以杜绝自然资源的浪费，使广大人民获得一个生存、生产的有限空间。这是对封建领主垄断经济的公开挑战，也是有效抑制分配、消费按地位成正比增长的得力措施，使社会消费的上下差等不至过分悬殊。
　　孔子强调从宏观上缩小社会消费的差距，是以承认其等级差异为前提的。因此他强调不同官阶等级的人，应严格按差等进行消费，绝对不允许僭越违礼。《论语·八佾》里有两段记载：一次是身为大夫的季氏在自家庭院里欣赏“八佾”乐舞，由于这只有天子才能享用，所以孔子为此事而愤然作色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另一次是作为宰相的管仲，也只因为是“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将消费等同于国君了，结果又遭到孔子的痛斥，说：“管仲之器小哉！”而地位卑下的寒士，除了“衣敝ｙùｎ＠①袍”之外，还要做到“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2]（《论语·子罕》），对社会等级所决定的消费差等，始终保持心态的平衡而安然处之。所以，从“为政”的高度，孔子极力主张缩小社会消费差等；从个人社会地位考虑消费享用，则又极力维护差等的区分。这看来似乎矛盾，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企图将当国者的长远与短期两种利益相结合的一种消费经济思想，其用心是极为良苦的。
　　孔子哲学思想中，“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他对“礼”的维护，也达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论语·颜渊》）的痴迷程度。众所周知，周初统治者出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把殷商时代的巫卜礼仪改造成一整套具有法制规范和道德规范性质的礼法制度，并大兴礼乐教化加以普及，使人人知礼、守礼，做到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对国家的稳固、社会的安定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孔子认为，这一治国经验是可资借鉴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论语·八佾》）所以，在礼仪上的消费，孔子主张“盛容饰，繁登降之礼”[1]（《史记·孔子世家》），讲究铺张扬厉和形式排场，“子贡欲废告朔之饩羊”[2]（《论语·八佾》），遭孔子反对即为一例。所谓“告朔饩羊”，是古代的一种礼制，即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叫“颁告朔”。诸侯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称“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或“听朔”。其中颁历书与农业生产等问题有关，“视朔”与勤政相联，所以“告朔饩羊”也就包含着运用这种礼仪形式，来敦促执政者以国事为念而不要荒于政理的用意在内。但子贡为了节省羊只而打算取消这一形式，孔子当然不赞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认为事关治国理财的“礼”，在消费上是不能吝啬的。
　　外事礼仪中，孔子也认为要张扬。作为使臣，在消费上要有阔绰的派头，以显示其威严与尊贵。接待外宾时，除了表情“色勃如也”和举止“足＠②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表现得极为庄重之外，还要特别讲究服饰：“衣前后，ｃｈāｎ＠③如也。趋进，翼如也”。[2]（《论语·乡党》）要求着装整齐，得体大度，以便在快步向前中使衣角飘动，两袖舒展，有如鸟儿展翅一般。孔子认为，这是使臣所应具备的，至于开销用度的多少，是可以不必去计较的。如果遇上国君会盟朝聘，那更要不惜一切以张大声势。齐鲁夹谷之会，鲁定公准备赴会，孔子就告诫：“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强调迎接挑战，要不惜代价。对随行人员，也必须按高规格进行挑选，说：“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由于这次会盟鲁国文事武备准备充分，人力、物力、财力铺垫厚实，加上孔子在盟会中的揖让进退据“礼”而行，结果使齐侯自惭形秽、诚惶诚恐，“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1]（《史记·孔子世家》）会盟以弱鲁胜强齐而告终。这是孔子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业绩，也是孔子高扬礼仪消费的思想得以实践的一次极好机会。
　　但几乎与此同时，孔子又提出了礼仪消费应节约的主张，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2]（《论语·八佾》）这指的是一般性的礼仪消费。在孔子看来，礼仪也是有差等区分的，其消费原则应以社会政治功利来划线分界，凡不属于国计民生的礼仪则从俭，还要根据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定。《庄子·人间世》记载：“回之家贫，唯有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正因为家境如此，尽管“礼”尚厚葬，孔子还是反对门人的意见而要薄葬颜回，说：“称家之有无，有，勿过礼。苟无矣，敛首足形，还葬，具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2]（《礼记·檀弓上》）对“不可不深长思”的礼仪尚且如此，那人们的平常日用，孔子则更要求节约从俭，不能与礼仪消费等同。所以他自己安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2]（《论语·述而》）的生活，并高度赞颂禹在消费上的差等安排，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2]（《论语·泰伯》）夏禹个人饮食菲薄，而祭祀礼仪安排丰盛；平时穿得很差，但礼服制作则极为华美；自己居住条件要求低，可兴修农田水利则又全力投入。孔子对夏禹这位为治水而献出毕生精力的古代圣王的追慕与赞美，就在于为有国有家者设计一套理想的消费结构模式，并以此为切入点去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以孔子的差等结构消费观，是以“礼”为准则，以治国安民为目标，以发展生产为导向，以维护等级为前提，而又以缩小差距为手段的一种消费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