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劳资关系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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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随着经济增长普遍经历了从冲突到和解的演化路径。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倒U型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从而证明了中国劳资关系从趋紧到缓和的趋势已经出现，并发现这一趋势不仅受到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还受工资增长速度、全球化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实证分析说明，合理的政策调节可以促进劳资和谐。
　　关键词：劳资关系；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实证研究劳资关系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文献大量出现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随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矛盾的缓和，劳资关系趋于和解，和解协议制约了劳方为获得经济增长蛋糕更大份额而采用诸如罢工等破坏性策略，并在劳资之间形成了大致均势以保证双方共享战后繁荣。政府维持劳动和平法案大量出台，劳资冲突调节机制逐步建立，大多数西方国家及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的劳资关系在战后逐步制度化。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将注意力转向协调劳资关系、提高经济效率的主题。第二，从1870年的边际革命，到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到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随着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实证研究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用。正是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发展，推动了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相关实证研究的大量涌现。
　　拉佐尼克以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到20世纪后期这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世界工业领袖从英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日本的更替为线索，以车间生产层面的劳资关系为核心，探讨了造成一国产业兴衰和国际竞争力更替背后的制度原因。Weisskopf在其构建的美国生产率增长的社会模型中，将美国60年代中期及70年代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为劳资摩擦上升导致的劳动强度下降和企业短期投资行为导致的创新滞后。Ashenfelter和Pencavel分析过工人罢工的数量和影响范围以及退出(辞职)率对生产率的影响。Buchele and Christiansen通过对15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维护包括集体谈判权利、就业保护和收入保障在内的工人权益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指出合作的劳资关系通过激励工人对技术和组织创新作出积极贡献从而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机理。Naples的研究也表明，劳资冲突通过中断生产而影响产出，由于缺乏工人的配合而阻碍技术进步和工场组织。Hirschman在研究中提出，劳资冲突有两条路径——退出和声音。工人在对工资或工作条件不满意时，或者选择退出以改变命运，或者选择谈判以提高工资或工作条件。而无论是退出还是罢工，都会导致生产率下降。Naples还将退出和声音路径分别对应的表现形式——个体劳资冲突和集体劳资冲突细分为四个维度：个体劳资冲突、休战协定外劳资冲突、休战协定内劳资冲突和防御性劳资冲突，并实证研究了不同维度劳资冲突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表现。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劳资谈判分散化、更加灵活的工资、劳动配置和工场组织，发达国家劳资关系出现了新特点，学者们在关注发达国家劳资关系转变的同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亚洲发展中国家。Kuruvilla and Erickson实证研究了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和中国等亚洲七国20世纪90年代劳资关系的变化，试图找出亚洲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劳资关系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结果发现：虽然亚洲各国劳资关系的制度安排不同，解决劳资冲突的机制不同，但维护劳资关系稳定，将劳资冲突视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一点是共同的，全球化竞争的压力正推动着发展中国家劳资关系安排向西方发达国家的方向迈进。大量实证研究显示了这种收敛性的趋势。Kazutoshi在对比日本与美国劳资关系异同的研究中发现，日本的劳资冲突在形式上经历了从集体争议到个体争议的过程，在内容上经历了从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到劳动合同的过程，与美国“集体谈判几乎已被个体争议代替”的特点类似。
　　1955年，库兹涅茨通过对英、美、德等国历史数据的分析提出，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即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还认为，收入差距不会无条件地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后下降，而是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因素影响的结果。因此，他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应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而应当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采取措施缩小差距。
　　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演化历程，事实上已经显示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存在。暴力冲突减少、罢工次数下降、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条件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这些衡量劳资关系趋于缓和的标志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标志着英国劳资关系拐点的到来。其它西方主要工业国劳资关系拐点出现的时间比英国晚：法国大约滞后20年，美德滞后40年左右。
　　根据上述理论和方法，本文作如下假设：
　　假设1：中国劳资关系变化趋势遵循发达国家的演化路径。
　　假设2：有两类因素影响这一变化趋势。第一类是经济增长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城市化率、外贸依存度、工资增长率，与中国体制改革、工业化进程和全球化程度有关。第二类是社会保障因素，包括养老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了更多地利用信息，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一方面，31个省市的年度数据将样本容量扩大31倍，包含了更多的信息量；另一方面，虽然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但拥有共同的经济政治改革、工业化和全球化背景，发达省市的今天可能就是落后省市的明天。为了控制经济增长对劳资关系的非线性影响，模型中加入了经济增长变量的二次项。
　　检验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面板数据模型(固定效应)如下：
　　Yit=Ci+β1Xit+β2X2it　(1)
　　重点关注式中参数的符号及其统计显著性，如果β10，β20，并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则中国劳资关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型曲线的确存在。
　　本文用于度量劳资关系的指标是劳动争议案件数YAJ和集体争议劳动者当事人数YRS，以检验中国不同形式劳资争议的变化趋势。解释变量经济增长X采用人均GDP指标。
　　式中指标使用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1996-2006的年度数据。统计数据显示：1979—1991年我国年均使用FDI仅31.3亿美元，1992年猛增至110亿美元，随后以年均14％的速度增长；1992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发展迅猛，至1993年底，户数已达2318万，投资者人数5114万，雇工32113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