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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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印刷业是明清江南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1] 。关于这个部门在明清时期的情况，学界已有颇多[2] 。这里不拟重复前人已做的研究，只想重点考察他们较少涉及的一个方面，即民间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这种出版印刷业主要面向广大中下层民众，印刷物五花八门，无所不有。
江南在宋代就已在的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但还不是最发达之地。到了明代，情况丕变。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要对手一直是福建建阳，但后者万历以后逐渐衰退。因此到了明末，江南出版印刷业在全国已独占鳌头[3] 。而在江南，出版印刷业又主要集中于苏、杭、宁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城市。谢肇淛说：天下刻书最精者，为南京、湖州和徽州[4] ，江南即占其二。胡应麟说：“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而苏、杭、南京占其三。其中，“吴会、金陵擅名，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5] 。如此说来，仅只苏州和南京所刻之书，就已占全国出售之书的十分之七，而且江南也因此而成为书籍的主要输出地区。清代江南出版印刷业比明代更盛，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大体而言，在明清时期，江南出版印刷业出现了四个重大变化。
一、官营与私营出版印刷业的消长
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出版印刷业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在明代，官营出版印刷业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清代则私营出版印刷业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一消长，对江南出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重大的。这一变化，集中地表现在坊刻的兴起以及官刻与家刻的蜕变上。明清江南出版的书籍，官府所刻者称为“官刻本”，私家所刻者称为“家刻本”，而书坊所刻者则称为“坊刻本”。在明代，大体上官刻与家刻多是非营利的，而坊刻则完全是为牟利。但是到了清代，前两者的非营利色彩也日益淡薄，逐渐演化商业化的出版事业。
明初南京因系全国中心所在，故有大量政治性及教化性印刷品刊出。这些印刷品主要由官营机构刊出，因此官营出版印刷业十分发达。例如洪武初年亲王之国，朱元璋赐给他们大量书籍，其中仅词曲一项，就赐予每王１，７００本，二十余王共４万余本。这些都是在南京刻印的。洪武朝刊刻大藏经，刻板多达５７，１６０块，藏于大报恩寺，称为《南藏》。南京的宝钞局，更有钞匠５８０名，在局印制宝钞[6] 。
永乐北迁后，南京作为留都，还保留了一部分官营出版印刷业。留都各部门继续印刷各种书籍，如南京礼部嘉靖间刻《明伦大典》，万历间刊《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南京都察院、大理寺、会同馆各刻书一、二种。应天府（南京）刊《茅山志》、《南畿通志》、《句容志》、《文公家礼仪节》等１０种。但是印书最多的官营印刷机构，却是南京国子监（即南监或南雍）。南京国子监从成立之初，就不仅接收了元代集庆路儒学旧藏的各路书板，而且还从地方上收取书板。如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取元庆元路王应麟著《玉海》板；以后又差人往取广东布政司成化间所刻《宋史》板。永乐北迁后，这些书板仍然留在南监。至嘉、万时，监中所藏二十一史，板多漫漶，原板脆薄，剜补即脱落。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南监祭酒张邦奇等奏，以为“莫若重刊。又于吴下购得辽、金二史，亦行刊刻、共该用工价银一千一百七十五两余，刷印等费不在数内”。万历初以赎款重梓《梁书》。所以南监二十一史有宋、元旧板、又有重刻新板。宋蜀刻七史残板，至清嘉庆江宁藩库失火，几历七百年始被毁。南监汇编刊印二十一史，又刊印《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鉴前编》、《通鉴纲目》、《通志略》、《古史》、《南唐书》等，以及《通典》、《文献通考》等要籍。万历初又出版了《子汇》２４种。南监还出版了虞世南、欧阳询、赵孟頫写的《百家姓》、《千字文》等法帖９种，以供临摹。其出版的书有《天文志》、《营造法式》、《农桑撮要》、《农桑衣食》、《栽桑图》、《算法》、《河防通议》等；医药书有《大观本草》、《脉诀刊误》、《寿亲养老新书》。南监所印之书甚多，据黄佐《南雍志》卷十八经籍考下篇“记刻样本末”中所记，著录约二百种左右，分制书、经、子、史、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９类，并于每书下注明存板或好板、坏板、断板、裂破模糊板面数。周弘祖《古今书刻》南京国子监著录２７１种（其中“制书”类改作“本朝书”，凡１３种），杂书最多，共９１种，次为普通经书、史书、诗文集子书各数十种。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南监补刊正史，不特有近百名监中学生写字、校对，又有学生亲自刻字的。这种学生实际参加书籍出版的情况，是宋代、清代的国子监所没有的[7] 。到了清代，虽然江南官府依然出版一些书籍和文告，但官营出版印刷业已经衰落，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矣。此时私营出版印刷业早已取代了官营出版印刷业的地位，成为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力。  
明清江南私营出版事业发达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江南汇集了全国主要的私家藏书和私人藏书家，因而不仅拥有丰富的书籍资源，同时也拥有众多的书籍爱好者。清人孙从添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常熟］、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8] 。其中常熟毛氏汲古阁最为人羡称。毛晋以高价大量求购各种善本书籍，积书多达八万四千册。为了与天下人分享这些资源，毛晋不惜耗费重金，在家设立“印书作”，大量刻印书籍。据其子毛扆回忆，到毛晋过世之前，其家所藏书板已超过１０万片。虽然毛晋并未求牟利，但是在他殁后，毛扆说“其板归叔兄，今质于他所”[9] 。这些书板被典押出去之后最终归宿不明，但是最大的可能是被用于商业化印刷，因为象毛晋那样有钱而又甘愿为古籍传播贡献出一切的人士，终归是很少的。许多家有藏书的文人，即使自己无力刻书牟利，也往往与书商联手。例如冯梦龙（吴县人）在其编辑的《绣像古今小说》的序中说：“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则说：“肆中人见其［冯氏所编小说］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因取古今来……可新听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即《初刻拍案惊奇》），交书贾刊出。  
早在明代中期，江南私营出版印刷业就已有颇大发展。从明人彩绘的《南都繁会图》卷可看出南京市面繁荣的情况，有“刻字”、“镌碑”等市招。胡应麟说：“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10] 。所以有的书坊就写上“三山街书林”或“三山书坊”等字样。张秀民根据诸家目录及原本牌子，考得有５７家，稍少于建阳而多于北京。南京书坊以唐姓十二家为最多，次为周姓八家[11] 。乾嘉时的南京有私营书坊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12] ；“雕引书板，海内资之，粗者多而精者亦不乏”[13] 。苏州书坊更多。在明代苏州府附郭县――吴县与长洲县，据张秀民整理的资料，已知的书坊就有３７家，而且几乎都集中在阊门一带[14] 。康熙十年出版印刷业主成立了同业公会崇德公所[15] 。道光时苏州印刷品“贸易四方”[16] ，同时更发生了严重的劳资纠纷，不得不告官解决[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