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清末至民国时期赣闽粤边区农业变迁与转型

8364042

　　;;[关键词]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农业；转型;;[摘; 要]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①农业面对新的市场竞争环境，经历了兴衰嬗变、重组调适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衰落、有收缩、有扩张；并出现了诸多近代农业新因素，农业正朝着积极的方向作渐进性转型和变迁。近代农业完全衰败的观点在边区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赣闽粤边区农业渐进性转型的例子说明，对近代农业整体变迁评价应立足于多区域的实证，任何单一区域的农业评价都无法涵盖近代中国农业的整体变迁和特点。 ;Agriculture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border among Gan,Min and Yue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Key Words: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bordering area among Gan, Min and Yue; 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 ;Abstraet: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new market circumstances, the agriculture in the border area among Gan, Min and Yue,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rosperity and decline, reconstruction and readjust- ment. With the emergence of many new factors of modern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has been positively making gradual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t's short of strong proof to view modern agriculture as a total failure.  gradual advance- ment of the agriculture in the border area among Gan, Min and Yue, shows that mak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entire agri- cultural change of modern China is supposed to be based on the multi-area research of concrete evidence.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single-area agricultural assessment to contain all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tire change of modern Chinese agriculture.;近年来，有关近代农业变迁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并曾就停滞与引起过一场激烈的争论。②而有关赣闽粤边区近代农业变迁的研究，尽管相互间没有争论，观点却不尽相同。例如戴一峰通过对闽西高度集中的土地关系及农业经营状况的，认为20世纪上半叶闽西农业凋弊；谢庐明也认为“随着五口通商和粤汉铁路的修通，国内贸易中心由广州转向上海，大庾岭驿道衰退，赣南农业开始萎缩”(但文中未见其具体的分析)；温锐则通过对土地租佃制度与赣南闽西发展关系的探讨，展现了清末民国年间赣闽边农村社会经济面向近代化积极应变的一面。③看来，近代农业变迁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一问题，有必要继续探讨。另外，江南和华北地区农村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可谓成果众多，不胜枚举；相形之下，学界对内陆和山区农村的关注则显得较为薄弱。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即以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这一相对封闭的山区为例，从传统农业产业的兴衰嬗变、农业新因素的诞生与成长两个方面(因温锐、戴一峰对土地和农业的关系已经作了详细的探讨，本文从略)，考察了其近代农业的渐进性变迁与转型。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农业变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①; 赣闽粤边区是指江西省赣东南、福建省闽西、广东省粤东北三省毗邻的广大区域。其中江西省赣东南主要指寻乌、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兴国、于都、安远、赣县、赣州、信丰、龙南、全南、定南等十余市县；福建省闽西包括长汀、上杭、武平、永定、龙岩、连城、宁化等数市县；广东省粤东北则包括平远、蕉岭、梅县、兴宁、丰顺、大埔等市县。 ; ② ;详见郑起东：《近代华北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刘克祥：《对近代华北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和辩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夏明方：《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辩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 ③; 分别参见戴一峰：《环境与发展：二十世纪上半期闽西农村的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3～5页；谢庐明：《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第99页；温锐：《清末民初赣闽边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吏研究》2002第4期。;一; 传统农业的兴衰嬗变; ; (一)粮食作物种植的延伸 ; 清末民国，赣闽粤边区粮食作物种植在种植业中占据主要地位，表1显示了30年代初赣闽粤边区15县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结构。其中，水稻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种植品种，种植面积比例高的如粤东北的兴宁、大埔等县，均在86％以上；低的如瑞金、石城等县，也在50％以上；各县平均比重为76．5％。大豆和小麦的种植面积比例比较低，平均比重分别为11．85％、12．25％。瑞金、石城水稻种植比例相对较低，是因为这两县大豆种植面积比例比较高(38．6％、33．5％)，是表中各县种植面积比例最高的县份。1930年的《寻乌调查》也有类似记载，说20世纪初的瑞金和石城，米和豆子为输出大宗，年值几十万元。[1](p48)近代以来，由于传统手如刨烟业、夏布纺织业的衰落，引起其原料烟叶、蓝靛、苎麻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为缩减(见后文论述)，有些县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反而大为扩张。以瑞金为例：清时，瑞金成为赣东南的烟叶种植中心，烟叶种植占用大量稻田，造成本县米粮供应不足[2](卷2)；清末民国，瑞金烟叶种植渐趋衰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逐渐增加，因此，“稻米之产量，自给有余，仍可供给闽粤”[3](与经济)，民国地方报纸也载，瑞金食粮除自给外，谷“年盈余40 000石”，豆年“盈余12 000石”，均运销闽粤[4]。瑞金的情况是赣东南各县种植业变化的普遍反映。除水稻外，边区农民还大量种植番薯、芋头等杂粮。当时赣南各县的情况是：占寻乌农村人口7％的贫农是最穷的阶层，“三餐饭两餐食杂粮(粟板呀，番薯片呀)”；兴国永丰区杂粮的大宗是番薯，平均占全部人口食粮的四成；[1](p133,p239)于都县银坑的老百姓，“每年一半的时间要吃番薯”。[5]整个福建省，甘薯“为替代米食之最重要食物，其栽培面积之广，仅次于水稻”，据调查约占31％。[6](p69)由于番薯和芋头的产量较高，亩均产量是水稻的二三倍，所以多种植番薯和芋头，是补充粮食不足和度荒年的现实办法；其具体种植面积，限于资料，无法作出准确的估量。;;;由于气候、水利、地形等地区差异，农作物的复种指数因地而异。赣东南和闽西差不多。“赣东南各县……年概种二次，仅山间陇亩及水源缺乏之田，年种一次”[7](p369)；闽西的长汀县，种植单季稻面积一般占全县水田面积的95％，栽培稻—薯(豆)等二熟制面积占水田面积的50％以下，尚有50％以上的水田一年种植一季水稻后休闲。[8](p136)粤东北的梅县，民初以前以一年两熟的稻—稻、稻—薯耕休形式为主；30年代推广一年三熟制，即稻—稻—麦、稻—薯—豆；30年代末40年代初，全县早晚两季稻面积约25万亩。[9](p267)可见，以梅县为代表的粤东北地区耕作制度较为先进。相对来说，旱地要好些，边区大部分地区都能一年二熟至三熟。———————————— ; ①; 据[10](p51，53，54)中有关资料后制作而成。表中秈粳稻之种植结构数据包括糯稻在内。;清末民国时期，粮食作物单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据30年代对江西省宁都县主要农作物亩均产量的调查，水稻高产如上等田晚稻达到320斤，低产如下等田早稻为126斤；黄豆高的86斤，低的41斤(因附种在甘薯田中，故收咸不多)；花生在86至197斤之间。[11](p111～113)40年代初上杭县农作物产量和宁都差不多，惟山薯的产量比宁都平均亩均高到二三百斤(上杭县山薯亩产最高1000斤，最低700斤，普通的有820斤)。[12](p172)农业劳动生产率也较低，根据笔者的计算(如表2)，20、30年代的闽西，一个劳动力终年辛苦(劳动时间2～6个多月不等)，所得粮食在1 250—3 500斤不等；各县每个劳动力劳作一天的谷物收获量在14．0～17．5市斤之间。劳动力劳作一天，仅得十几斤谷物，真可谓“糊口”农业。;;(二)经济作物种植的兴衰 ; 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明清时期，赣闽粤边区大量种植烟草、蓝靛、甘蔗等经济作物，并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作物种植中心。[14][15](p575~583)[16][17]清末民初，闽西烟叶种植仍“随处有之”，“其最著名者，则首推南靖、龙岩、永定、上杭四县及其邻县之平和”。[18](p12)其中，永定是闽西烟叶种植中心，其土壤和气候尤其适宜烟叶的种植。永定“全县没有一家人不种烟叶的”，因为“种烟的利息，比较任何农作物利息为厚”。[19]民国前期的上杭县，“庐丰、安乡、蓝家渡、丰稔寺四处多种烟叶”。[20](p4)从上述记载来看，清末民初，烟叶种植业实为闽西各县种植业中的一大支柱产业。30年代以后，闽西烟叶种植业迅速衰落。据海关统计，1930年以前，福建省每年出口烟丝价值达二百余万元以上，30年代中期以后，跌至十余万元。[21](p45)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30年代国共内战的，闽西“农民分得田地，把烟田转种禾稻，以补足粮食”[13](p234)；二是“近十余年来(民国中后期，笔者注)，纸烟流行”，致使烟丝“价格日趋低落，产量日形减少”[22](p329)。 ; 民国赣南烟叶种植同样有所衰落。据1930年和1948年对信丰、安远、石城、瑞金、龙南、赣县、会昌7县的调查计算，烟叶种植面积最大的信丰县为10000亩，其他各县均在5 000亩以下。②[23](p215)尤其是瑞金，1930年的种植规模仅为清盛时的1／10。瑞金烟叶种植中心地位的没落和各县几千亩的种植数据表明，民国赣南烟叶种植业已经不再是种植业中的支柱产业了。粤东的烟叶种植，多“属自给性生产”。[9](p266) ; 赣南的甘蔗在传统种植的基础上依然兴盛。清末民国时期，从大庾新城到赣县蟠龙的章河沿岸，长约150里的沙田上，“栽满了绿油油的甘蔗”。[24]甘蔗榨成的蔗糖依然“是赣南主要出产之一，糖的中心产地聚集在南康的唐江、潭口、凤岗以西，赣县的蟠龙一带”；赣南甘蔗专业化种植历久不衰，既有其土质适于甘蔗种植的优点，也有近代市场与商人的激励因素。[24]与清中期相较，民国赣南甘蔗种植区已有些许变化：一为蔗区有西移的趋势，除集中在原来的赣县、南康、大庾、信丰一带外，还延伸到上犹江河谷两岸。民国报纸载：“从南康一直到上犹，几乎全是种植的甘蔗。”[25]二为赣东南各县甘蔗种植相对萎缩，不如以前兴盛。例如，“于都、宁都也产糖，但为数不多”，瑞金糖“年产八千担”，产品主要销往福建长汀。[26][27]赣东南各县总的甘蔗种植面积不是很大，除自给外，只有少部分糖输出。闽西和粤东北甘蔗仍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规模种植面积，远不如本省闽南和粤东沿海大，不足供本邑消费。例如，1949年前，“长汀食糖历来主要靠江西、漳州运人”[8](p326)；上杭食糖则“从广东潮州、汕头购进”，1949年该县果蔗种植仅41亩[28](p357,p156)；民国武平“邑所种皆甘蔗，止作水果食”[29](物产志)。粤东北梅县，1949年前“市面销售的白糖、红糖均由私商从外地采购”；1949年，梅县全县糖蔗种植仅806亩。[9](p528,267)—————————————— ; ①; 据[13](p302)中有关资料计算后制作而成(表中所指“担数”是以官秤百斤计算)。 ; ②; 王松年《江西之特产》云：“就一般产量说，每亩至少可以收烟叶三担，最多可收入八担，但平均总在五担左右。”(p218)据平均数5担和7县烟叶总产量推算7县烟叶种植面积如下：1930年信丰、安远、石城、瑞金、龙南、赣县6县分别为10 000亩、4 000亩、4 000亩、2 000亩、200亩、2 000亩，1948年信丰、安远、石城、会昌4县分别为9 320亩、4 000亩、5 000亩、1 960亩。; ; 与烟叶、甘蔗种植变化不同，蓝靛和苎麻的种植则迅速走向衰落。清末民国，由于洋靛、快靛等舶来品的侵入，边区土产蓝靛受到排挤，因为“洋靛一斤能顶土靛十斤，快靛一斤能顶土靛五十斤。用洋靛、快靛与用土靛的成本不相上下，但资金周转较快”。[30]土靛的滞销促使蓝靛种植趋于萎缩。例如民国武平县，“自洋靛由外输入，而土靛不销，种蓝者少矣”。[29]苎麻的种植命运与蓝靛差不多。随着洋布、洋纱的倾销，一向用自种苎麻和棉花为衣服原料的武平县农民，民国时期已是“种棉绝少，苎间种之，然不多也，布皆全仰给于他省”。[29]民国武平县的情况是边区蓝靛和棉麻种植业衰落的一个缩影。戴一峰先生的研究也显示，明清时期的闽西烟草和蓝靛种植业比较兴盛，进入20世纪后逐渐转向衰落。[31](p5～6) ; (三)近代山林业的起落 ; 2000年夏季，笔者在武平县下坝村与谢炎章老先生交谈时，他告诉笔者一种农民“耕山”的谋生方式。他说：下坝好多山，解放前，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靠山养山、养山吃山”，田根本不值钱；种田人家的生活远不如种山的人家。与下坝村连为一体的广东省平远县湍溪管理区也有人以“耕山”为生。该管理区河背村邱明礼的祖辈就是靠经营山岗为生。邱明礼告诉笔者，当时他家买了一块山岗，山岗就是他们家。①王松年编著的《江西之特产》中则详细描绘了一幅当时山农“耕山造林”的图景。[23](p184~185)上述材料说明，清末民国时期，以经营山林为生的职业化“山农”在三边山区是普遍地存在着，职业化山农主要包括林农、茶农、菇农和笋农，其具体数量难以统计。以闽西为例(如表3)，表中8县区共有林农9 355户、茶农1 973户3 355人、菇农970人、笋农21 038人。这是职业化的山农，此外，还有兼业性生产的山农，例如武平县的笋农，多由当地农民兼业．再如江西的兴国县，《寻乌调查》记载：兴国到梅县的货，以“茶油为大宗”[1](p48)，兴国一般农家靠桐油和茶油来维持半年粮食的大有人在[32]；由此可见，山林经营与粮食作物种植同被兴国农民看重。正是由于职业化山农的广泛存在，赣闽粤边区一直是我国的林产基地之一。清末民国时期的闽西，木材主产地为“长汀、连城、永定、上杭、武平等县，以武平产量为最多，永定、上杭亦是主要林地”。[33]闽西木材输出数量和，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朝末年，武平、连城等县，年输出数量值百万元以上；整个汀江流域，年值在350万元以上；民国初年，木材输出数量剧减，20年代渐有增长；30年代因国共内战，转趋衰落，汀江流域输出数量，仅值百万元左右。[34](p1,p10)戴一峰的研究也描绘了20世纪上半叶闽西木材业类似的兴衰轨迹，并指出：“在闽西农田不足于养育农民的情况下，林业资源对闽西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31](p6，2);;;江西木材，以赣南为大宗，由贡水而下者称东关木，由章水而下者称西关木；其中，西关木占7／10，东关木占3／10。[23](p184)西关木因其价廉，销售量占常州木材贸易额的7／10[39](p93)；整个赣南木材“每年出口，在民国15年以前(1926年)，总计可达数百万元”。[40]30年代受国共内战的影响，木商不得往来，赣南木业曾“一落千丈”。[41]在职业化山农的辛勤劳动与经营下，毛竹、茶叶、香菇、竹笋等山货出产也十分丰富。例如粤东梅县出产茶叶甚巨，其产茶区主要在石坑、梅西和梅南等乡镇；全县产量高的年份达95吨，其中石坑年产达75吨。[9](p266)上列表3中的数据也大致反映了闽西8县区香菇和竹笋的年产量；这些山货除满足当地需求外，还远销国内和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另外，赣南和闽西因毛竹遍植，以毛竹为主要原料的造纸业因而极为兴盛。闽西“汀江流域，如连城、长汀、永定、武平等县，均为重要产地，闽南之龙岩，产纸亦多”。[42](p78)整个“闽西的出产以纸、烟为大宗，其次是茶叶等”。[13](p278)赣南各县也产纸，以石城、宁都、瑞金三县为盛，尤以石城为冠。———————————— ; ①; 2000年武平县下坝乡实地调查；2000年平远县差干镇湍溪村实地调查。 ; ②; 据[35](p51)、[36](p50)、[37](p58～61)、[38](p290)中有关资料制作。表中长汀香菇产量一栏实为红菇产量数字，因香菇产量数字缺，故以红菇数字补；武平笋农多系当地农民兼业，故笋农一栏从缺；龙岩茶农户数为1940年统计数据；产值依产地价格计算；数量单位系旧担，1担等于1．1936市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