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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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通俗实用读物
通俗实用读物，包括各类“通书”、农书、尺牍、旅行指南等。此类书籍的出版，亦大盛于明清。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商业的发达，明清商人专用的小型百科全书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水程一览》、《示我周行》、《天下水陆路程》、《客商一览醒迷》等，不断推出，一版再版，发行量相当可观。据我在东京几个所作的版本，明清时期的通俗实用读物（特别是商人用书），大多为杭州、苏州等地书坊印行。余英时指出：“商人是士以下水平最高的一个阶层，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社会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即以一般商人而言，明清时代便出现了大批的所谓“商业书”，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知识”[1] 。江南是明清中国商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大量的“商业书”刊行于此，是有深厚的社会背景的。
此外，江南书坊也刻了不少医书，如嘉靖间金陵书坊雷鸣刊《济生产宝方》，赵君耀刻《胎产须知》。又唐氏富春堂刊《妇人大全良方》，集贤堂唐鲤跃刻《丹溪心法》，唐鲤飞样《雷公炮制性解》，唐少桥刊《大字伤寒指掌图》，唐翀宇镌徐氏《针灸大成》，三多斋刻《针灸大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文枢堂刻《万氏家钞济世良方》等[2] 。
（三）童蒙课本教材
由于大众教育的普及，明清时期童蒙教材的剧增，。首先，仅就明清时期最流行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种教材而言，就不断出现模仿、赓续之作，以及注解本，插图本。如《三字经》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广三字经》，《百家姓》有《重编百家姓》、《御制百家姓》、《新编百家姓》，《千字文》则有《续千字文》、《再续千字文》、《三续千字文》、《别本续千字文》、《增广千字文》，等等。因此同一书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3] 。其次，除了“三、百、千”外，其他童蒙教材也大量刊印。一方面，旧有的教材大量刊印、翻刻与流传（其中最有名的，有《弟子职》、《蒙求》、《童叟须知》等）；另一方面，新编的教材也畅销热卖（如《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以及各种训蒙诗选）。据熊秉真，明代以后中国常见的童蒙教材，种类多达百种以上。第三，出现了大量采用故事、歌诀、图本形式的童蒙教材（如《新刻联对便蒙七宝故事大全》、许贯日《新镌注释故事白眉》、《金璧故事大全》、《书言故事大全》、《绘像注释日记故事》、《绘图蒙学歌》等）。第四，除了上述各种带有精英痕迹的传统识字教材外，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识字教材也大量出现。在这些教材中，有《日用俗字》、《农庄杂字》（后来还出了《绘图农庄杂字》）、《幼学字表》等杂字用书，也有《算学启蒙总括》、《筹算蒙课》等算学教材，还有关于声律、、天文、舆地等方面专门知识的启蒙教材[4] 。虽然以上各种童蒙课本教材并非都是江南的产物，但是作为当时中国、商业化出版业中心的江南，这些教材的出版也以江南为最多。这类课本教材不小，江南商家自然不会坐视不动。因此苏州有名的扫叶山房，除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书外，也大量刊印笔记小说，村塾读本等[5] 。
（四）时文选本、文士诗文
明清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虽然有种种弊病，但是从形式上来说却是一种十分规范化的考试方式。由于其规范化，因此相对于以往的考试形式来说，这种考试形式显然更为公平。同时，因为考试内容和形式都较为固定，因此精读范文是成功的最佳捷径，而此前成功者的考卷又是最好的范文。为迎合这种需要，书商便雇人收集以往的中式应试文字，加以选择乃至评点，印刷出版。这类时文选本因出于书坊，故又称为“坊选”。《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马二先生）、匡超人等，就是受雇于书坊的职业选家。由于明清江南科举极盛，因此对此类应试参考书需求量也很大。不仅如此，因为江南是当日中国教育的中心，江南出版的时文选本在外地的名声也很大，因此造成对江南时文选本的更大需求。顾炎武引用杨彝（子常）的话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问”。这些书大多出于江南，“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6] 。
时文选本最早出现于江南，大约是在弘治朝，不过为数尚不多。到了嘉靖朝则大盛，以致李翊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今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7] 。上元、江宁为应天府附郭之两县。两县刻有不少八股文，即所谓“时义”。当时有人建议要把这“两县及建宁书坊所刻时义，尽数烧除”。两县所刻时义，与建宁书坊齐名，可见其产量之多[8] 。到了清代，愈加兴隆。《儒林外史》中对此多有描写，从中可见当时江南时文出版中心之一的杭州，此项事业规模已颇大。例如该书第十八回中，书坊文瀚楼主人雇不第举子匡超人批点一部考卷，说：“我如今扣著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回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对人说：他选点的时文，“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著买，只愁买不到手”。由于坊选泛滥，引起国家的重视，清代曾多次颁布禁令禁止坊选本流行，但都无济于事，以致国家甚至考虑自己来精选范文出版。
此外，明清士人，趋名若骛，多有自费印刷文稿，士林以求名者。此风又以江南最盛，明清之际小说《鸳鸯针》卷三《双剑雪》，就描写一个山东假名士卜亨，到南京坐监。到南京后，即将以前自己所作、央人代作以及剽窃他人的诗文，编成诗文集各一部，叫刻字匠刻了，印了千余本，逢人便送，居然骗得盛名，“借此声势，重新开辟乾坤，又在南京摇摆起来”。此后继续行骗，将枪手代作的八股文字，又刻成《南雍试草》、《乡试朱卷》，招摇撞骗，以致“三吴地方的名士，无不闻风相思，见面恐后。……那江楚远来地方，求诗求文的，堆架满案，应酬不暇”。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明清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已成为制造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
事实上，在明清江南，不仅文人依靠刻书印书以沽名钓誉，而且市井小民也用印刷品传播丑闻，中伤他人。明末江南小说《贪欢报》第十三回《两房妻暗中双错认》中就讲道明代杭州人朱芳卿、龙天生，都私通对方之妾，但是又害怕“播扬起来，……那卖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刊了本儿，街坊一卖，天下都知道了，那时就将一万银子去买他不做声，也难了”。刊行这些沽名钓誉的文选或者传播丑闻的文字，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动机各异，但从出版业者的角度来说无非是为了赚钱。因此这类读物盛行于江南，也证明了江南商业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
（五）宗教书籍
宗教书籍的印刷在江南有一定规模，例如上述藏板于大报恩寺的《南藏》，后来一直在使用。郑和曾利用该刻板先后印造１０部，而到了万历时代，更“广为印行”，每年约印２０藏。外地来南京请经的和尚，可在印经铺内住宿，每印一部，须付报恩寺板头钱二十两，该寺靠这副经板，每年可得到几百两银子的收入[9] 。明代后期南京来宾楼姜家似为专印大藏经的经坊。此外，万历初西方传教士在南京建立天主教，江西人周用印书为生，在南京开设书铺，被诱劝入教，在教堂内翻印经卷；曾被官府逮捕。南京教堂重刻了利氏《交友论》（１６９９年）、《畴人十篇》（１６０９年）。利氏《万国舆图》（又名《山海舆地全图》），也有吴中南京翻刻本（１６００年）。不过，宗教书籍的印行受到种种限制，出版数量不会很大，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