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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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一个传统的国度，中国的先民是以农业的开发经营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主要途径。农业开发是一个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定的生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切实注意其历史性、区域性以及产生原因的多元性，否则即会夸大或延伸历史时期的生态问题，不仅背离历史研究的本质，而且亦无助于对当前严峻生态问题的正确认识和真正解决。
关键词：生态问题；农业开发；变迁；传统农业
随着当今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渐趋于白热化。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目前人类所面临的诸种危机，诸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物种问题等的日趋严重，实际上是以“天灾”方式而表现出的“人祸”，即是人类自己所亲手酿造的恶果。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对历史时期人类自身开发方式、生存方式的深刻反省。作为一个农业素称发达的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的许多学者在追溯生态环境问题历史根源的时候，也自然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有所关注，甚至远溯至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奠基形成时代，认为此即祸患之始也。这些认识的产生，在当前生态问题空前严峻的背景下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相当的警示意义；但仔细推究，这一结论似乎缺乏充裕的事实依据，而其研究问题的方式与思路也似乎与历史研究的本质存在一定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种结论与思路的产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人们对生态问题产生主要原因与时代的关注视线，虽然减轻了今人的内疚与自责，但却无助于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
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
正确地认识与估价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地位与作用，不能孤立地从其某一个方面简单地臆测或武断，而是要系统地、全面地分析考察，即需建立一种“整体史观”。对于古代农业开发经营中的生态问题的认知，也同样需要如是视角。在古代社会，在农业生产作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的条件下，认识农业经营开发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必须把其放在一个长时段下系统地考察。也就是说，我们在注意农业开发经营所产生的诸如生态问题、问题等消极影响同时，还有必要充分地认识其积极的意义与作用，尤其是从社会时间这一角度权衡把握二者的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传统时期的农业开发是中华发展的一个前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其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先民赖以生存延继的最主要方式。“民以食为天”，生存是人类诞生以来首先面临的问题之一。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人类诞生之初，其最主要的经济方式是采集与渔猎，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茹毛饮血，生存条件相当的恶劣，故此，探寻新的生产方式就成为了人们的共同愿望；而农业这一生产方式的产生，也正是在这一探寻过程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完成的。应该说农业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不仅使先民在解决生存问题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且亦加速了“人猿揖别”的历史进程，也因为如此，其在传统社会一直是绝大多数民众的衣食之源和安身立命之本，这一点也是农本观念最基本的含义。以之为基点，还衍生、引申出许多的涵义：“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谐辑睦于是乎兴，财用番殖于是乎始，敦庞憧纯固于是乎成。”[1]
其二，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华民族兴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和重要纽带。中华民族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以辉煌的文明成就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成就的获取，不能不说与农业的开发经营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反顾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炎黄部落的率先崛起是得益于对农业的关注，而此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也是以传统时期农业的开发经营为主要载体与途径的一个逐渐凝聚的过程，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与农业开发经营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三，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基础。正是以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农业的发展迈进为基础，我们的先民不仅率先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而且创造了一系列的灿烂辉煌，使得古代中国的社会与经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惟如此，中国的农业文化还是构筑中国传统文明最基本的要素与基础，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以及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农业与农业文化的确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根基。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忽略和否认的事实，也应该成为我们探讨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农业开发经营中生态问题的历史性
生态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不可辩驳地说，今天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与历史时期若干生态问题的逐渐积累密不可分；而当时生态问题的产生也是与农业这一生产经营方式密切相联系。譬如大量原始森林的破坏，即与原始农业时期“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3] 这一刀耕火种式的农作方式相关，与传统时期农业区域性拓展过程中的与山争田、“斩伐林木亡有时禁”[4] 相联系。再譬如生态脆弱地带的土壤荒漠化问题，也是与历史时期农业发开之触角延及诸多生态脆弱地带，破坏其植被相关。考究史册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已经对当时的生产与生活产生诸多的危害，而且亦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如秦汉时期的贡禹在探究当时灾患频仍原因时的“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之谓、刘向在《别录》中的“唇亡而齿寒，河水崩而其坏在山”之喻，等等。明清时期类似的记载与言论则更为丰富。对于这一点，不仅已为众多的学者所充分地证明，而且也可以从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中找到踪迹，故此不再赘述。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一问题过分地简单化。既然其是一个历史过程，就意味着传统时代面临的诸种生态环境问题，并非如我们今天一样如此严峻；而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对环境作用程度相联系，还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所面临生态问题的内涵也是有所差异的，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环境史研究的成果，把其放置在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进程的长时段中加以分析。环境史研究成果表明，人与环境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而其分界点分别为1492年和1969年。[5] 也就是说，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而言，生态问题的严峻以及人类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是始之于近代化，这同样是一个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所以有些学者就曾明确地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制度”、“生态危机产生于机制”。回顾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问题严峻，同样也是始之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是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及其对自然环境作用的日增相一致的。从这一角度讲，我们不宜对传统时期生产经营方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予过分的夸大。
再具体到中国古代历史内部来看，我们也同样不难发现，真正的、整体性生态问题的凸显也是始之于明清时期[6]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明代以后人口的激增超过了生产力供给水平与自然的承载能力，迫使人们从各个角度、各种途径千方百计探寻增加粮食总量的方式与方法。人们一方面从提高单产的角度发掘农业内在潜力：如引种诸如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进一步提升精耕细作程度，这是使得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在这一时期迅速达到了巅峰状态的基本动力之一；掀起了又一次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