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定位——兼与刘福垣《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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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引起了国内外业内人士的关注，一时成了国内媒体热门话题，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25位院士和40多位专家对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作用、地位、发展趋势和对策进行了调查研究，写出了《新世纪如何提高和发展我国制造业的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各部委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的制造业蓝皮书；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关于俨世界工厂“与中国经济展望》的研究；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中国制造的崛起——中国制造研究报告》等。至于相关的论文、短评、名人指点之类的信息则数不胜数，其中刘福垣《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定位》一文（以下简称《定位》）最有份量，引起了不少同仁的关注。笔者仔细研读了上述诸多文献和资料，总的印象是关系到我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发展，即《定位》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指明方向，甚至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相矛盾。因此，我就从《定位》开始商榷。
　　一、从“世界工厂”谈起
　　《定位》一文对“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等媒体不实的炒作，对各地出现的开发区热、高科技园热等表现的浮躁和盲目性，特别是对去年“非典”之后出现的投资热，其中制造业在某些领域中的投资高速增长更为突出，下了一副可贵的“镇静剂”。正如该文所言：这类情况全国到处可见，是该敲一敲警钟，泼一点冷水的时候了。
　　但是，该文在学术研讨的逻辑推论上出现了不甚严谨的武断，因而警钟没有完全敲到点子上。首先，该文认定“只有英国有条件成为世界工厂”，并下了严格的定义：“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的本质规定性是它主要是一个供应者即自己是加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主要是供给别人用。这个国家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略）”这四个条件完全是把100多年前占据世界霸主地位的大英帝国当时的几个世界第一照搬下来。这种先作“本质规定性”的定义，再进行比较分析，在逻辑上显得很勉强，说服力也不强。据传这是某部门或某领导指示下，针对国际上出现的关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议论，为消除其隐含的“中国威胁论”影响明令不准再提“世界工厂”，因而随之有不少这类反驳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点都是先定义后推论，例如胡立君的文章也表现得较为典型，他规定了“世界工厂”的五条标准。构成这种逻辑过程难以成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世界工厂’之称毕竟只是一个形象化比喻。常识告诉我们，在比喻中，被比喻的事物与用来作比喻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象’的联系，而不是一种‘是’的联系。”“实际上，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没有人能够，并且也没有必要使‘世界工厂’之喻的使用范围保持一成不变”。我对这一形象化比喻的理解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制造业中的多数行业和所有行业中的大多数加工装配环节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即使在研发环节，也越来越呈现出较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制造业境内投资的企业许多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国际竞争力增强；同时，在世界产业结构重组和转移规律作用下，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将工厂向中国转移，既面对中国市场，也把中国作为向全世界推销商品的生产基地。人们发现，标有"MADE IN CHINA"的商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多国的超市和商场里，由此有些外国人甚至个别政府部门（如2001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的白皮书）说中国即将甚至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不管是“包藏祸心”还是有感而发，它都是一种形象化比喻。事实上，笔者所见到的大量相关资料中，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内人士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只有人说中国在若干年后可能成为“世界工厂”之一。显然这类上述的反驳文章是给外国人看的，并教育国人不要上当，这是我们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更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制造业最权威的研究也把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对策放在“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上，如制定产业政策、全面规划等。
　　其次，“定位”一文还有几处在逻辑上值得商榷的地方：1.关于“世界工厂”的高标准定位与“打工仔积聚地”之间的关系。
　　《定位》一开始就指出：“在今天，世界工厂已经不是值得炫耀的桂冠，而是垂直分工末端最大的打工仔积聚地的代名词。”这里就和学界的另一极端观点“沦为论”接轨了。“沦为论”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不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成为“世界工厂”就是沦为跨国公司的技术附庸，沦为受其盘剥的打工仔积聚地。对此，“定位”在其后提到政治高度作了更深的推论：“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经济的主宰，跨国公司总部积聚地美国成为这种国际资本的政治代表，已经重新举起帝国主义的旗子。”显然，《定位》既提出“唯一论”（只有英国有条件成为世界工厂），又偏好“沦为论”，这两极如何统一？
　　至于“沦为论”，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情绪，从打工仔积聚地通过学习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和本土化，发展到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分工和整合的双重趋势转变，这是一个过程，既是事实，又是规律，本文后面还将进一步分析。
　　2.关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唯一性与多中心、无中心之间的关系。
　　《定位》同样断言，只有美国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还没有解释清楚这一断言，就跳跃到德、日崛起之后的多中心时代，并给了我们一点希望——我国形成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到最后突然把镜头拉到遥远的“共产主义”时代，提出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辩证法：“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化掉世界工厂的过程，化掉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过程。资本是没有祖国的，工人阶级也是没有祖国的。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全球制造、世界制造，美国制造、日本制造、中国制造都将消亡。”一下子“帝国主义的旗子”不见了，世界大同了。笔者越是反复细读此文，就越是找不到《定位》的逻辑链条。
　　3.关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
　　《定位》指出：“当前的任务不是争当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中心，而是首先要当好自己的工厂，以内需为主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大多数的制造业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主要是用好国内资源。”“我国首要的发展任务是解决就业问题、满足国内市场。”“当前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三、七开的，我们应该用70％的制造业在解决转化落后方面当好自己的工厂，用30％的比较先进的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参加国际竞争。”这几段论述的基点是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割裂开来，甚至对立开来；其次是把出口与就业对立起来。对于前者，经济全球化首先就是化掉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两个市场成为一个市场，按三、七开划分是一厢情愿。只有鼓励企业在这个统一的市场里去竞争，在竞争中学习竞争的游戏规则和先进的管理与技术，才能真正满足国内市场。至于就业问题，《定位》提出：“如果我们把出口退税的钱用于社会保障，而不是用于刺激出口，推倒压在内需上的大山，就业问题和消费结构升级问题可以顺利解决。”这可能也是一厢情愿，甚至适得其反。众所周知，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符合WTO 规则，日、韩、台湾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发展初期为支持企业出口采取过类似的税收优惠政策。事实上，出口企业在吸纳劳动力上是有大贡献的，与解决就业问题并不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减税措施都是刺激经济增长，正如林毅夫等的近期研究表明：“出口的增长除了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之外，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每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 增长1％。”显然，刺激出口、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才是正相关的逻辑链。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确极其重要，但只能通过经济增长、节省政府支出、减少腐败造成的巨大损失等方面去逐步解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通过“拆东墙补西墙”就可以“顺利解决”。
　　4.关于“强政府”与不断降低社会成本的关系。
　　《定位》对政府的定位很高：“在我国目前强政府的条件下，政府在发展现代制造业基地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在战略目标的确定、结构调整升级、企业组织结构重组过程中政府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运筹帷幄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后面的关键点——不断降低社会成本中“强政府”体现了很大的弱势：“我国企业成本目前在社会成本方面和发达国家企业比没有任何优势，问题就出自各级政府。要想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提高政府的国际竞争力。这就要靠政府改革，靠政府的准确的功能定位，没有高效的低成本的政府，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制造业基地。”后面这段话说得太好了，抓住了我国发展制造业乃至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要害——一个低效、高成本的政府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但前面那段话却要这个政府在结构调整升级、企业组织结构重组等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靠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这就出现了矛盾。我不知作者的本意，也没有拜读作者的另一著作《政府功能定位的理论思考》，但我国政府在功能上的错位即热衷于“设租”而直接干预经济、管制企业太多，确实成了我国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更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制造业最权威的研究也把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对策放在“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上，如制定产业政策、全面规划、设立专项计划、建立发展基金、集中管理、抓紧实施、实现赶超等。真是想不到，动用如此多的权威、耗费如此高的成本，竟只对政府作出了一个“满意”的回报，而对降低社会成本的一系列要害问题避而不谈，叫“国务院各部委和社会各界”如何重视呢？笔者将以社会成本（《定位》一文定义为企业的二次成本租、税费、息）为主线，对于降低社会成本的诸多观念上和制度性的障碍进行分析，并与大家共同探讨“中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定位”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