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业研究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其中波特的价值链最为流行,不过寇伽特的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却更为重要。波特(Porter,1985)在分析公司行为和竞争优势的时候,认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由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两部分完成,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被称之为价值链。不仅公司内部存在价值链,一个公司价值链与其他经济单位的价值链也是相连的,任何公司的价值链都存在于许多价值链组成的价值体系中,而且该体系中各价值行为之间的联系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大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期,寇伽特(Kogut,1985)则认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在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链条上,单个企业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寇伽特还认为,国际商业战略的设定形式实际上是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条各个环节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配置的时候,企业的竞争能力就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条上的哪个环节和技术层面上倾其所有,以便确保竞争优势。与波特强调单个企业竞争优势的价值链观点相比,这一观点比波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全球价值链观点的形成至关重要。在价值链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方面,克鲁格曼(Krugman,1995)曾经探讨过企业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的能力问题。由此,使得价值链中治理模式与产业空间转移之间的关系成为全球价值链理论中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后,阿尔恩特和凯尔科斯(Arndt and Kierzkowski,2001)使用“片断化”(Fragment)来描述过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他们认为,这种生产过程在全球的分离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这就使同一价值链条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跨界生产网络被组织了起来,这一跨界网络可以是一个企业内部完成,也可以由许多分工合作完成。上世纪90年代的格里芬(Gereffi,1999)在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商品链理论(GCC)。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阶段,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形成一种跨国生产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从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GVC)是在格里芬的全球商品链理论基础上由众多学者提出并完善的。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销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unio,2002)。
随着低成本优势向其他南亚国家转移、人民币升值,中国地方产业网络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刻不容缓。地方产业网络升级困难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1.创新能力不足。地方产业网络创新能力不足,给产业网络带来进一步发展的困难,甚至严重威胁网络内企业的生存。一方面,对于民营型高新技术地方产业网络和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产业网络而言,创新意味着生命,这些地方产业网络内企业积极通过价值链联系参与全球的产业网络,纷纷与跨国公司结网,努力成为全球化网络中的一员。但是,随着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源源输入,本土企业常常会形成对跨国公司的严重依赖,从而导致本地企业之间联系匮乏,自主创新能力缺失,或创新能力严重不足。长久下去,极有可能沦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中一个丧失自主性的结点,面临最终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的威胁。另一方面,我国的传统地方产业网络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产业,产业的进入壁垒低,对企业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都不高。目前,中国大多数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存在“一流设备、二流管理、三流产品”的现象。他们不重视创新,把低质量、低价格视为竞争的制胜法宝。产业网络内部、企业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受到限制,因此,导致网络内企业之间模仿多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