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老师 发表于 2017-6-12 10:59:30

一次不为认知的徒步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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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名字相同的“红色长征队”,在横渡黄河的木船上相逢,一同奔向同一个目的地——“革命摇篮井冈山”。
28名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在用脚量过的道路上,在祖国动荡而又贫瘠的大地上,栉风沐雨,亲历了文革初期那段特殊的历史。
在经历了39年之后,我想写的就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一群二十二三岁大学生和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们所经历的近3个月的徒步行走,穿行7省(市)的45个县市,走过2000多公里的“长征”的故事。
一场报告,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经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铁道学院(文革后改名北方交通大学,现名北京交通大学)铁道运输系运输组织专业四年级学生,所在班级为运输62-1班。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但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打乱了一切。我原是班上团支部书记,在铁道部工作组进入学院后,各团支部书记基本上就是班上文革领导小组组长,而随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各院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工作组作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被赶出了院校。铁道学院的“红卫兵”夺了学院大权,并成立了“红旗公社”组织,各系各班级也纷纷成立相应的组织,并分别“夺权”。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在被歧视之列,自然而然就交了所谓的“权”。但“红旗公社”并不能一统校园,众多名目的群众组织与“红旗公社”形成对峙,大辩论一番又一番。学校里主要道路两旁都立有瓜棚式的大字报专栏,大字报铺天盖地且常换常新。写的都是一些相互攻击的、批斗走资派的、传抄小道消息的以及所谓的“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等等。高音喇叭安在学校的最高建筑上,每天有近20小时播送当时的革命歌曲和大批判稿,院系各级领导及有名气的教授被挂牌游街、挨批斗,还要监督劳动,刷洗厕所。整个校园内来来去去的是全国各地来串联的学生,由于观点不同,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辩论,到处都是嘈杂的声音,空气中充斥着油墨及墨汁的气味。
我虽背有家庭包袱,但并不服气,便申请去外地串联,并得到了允许。但介绍信上要填上家庭出身。像我这样的人外出串联不亚于受罪。在学校里虽然观点不同,开始还没有人身的对立攻击,毕竟相处4年,和同学的关系都还不错,还不至于视你为敌。但外出可不一样,到处受到歧视。在火车上不时有红卫兵三五成群地耍横,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戴着红色袖标,手提皮带,看介绍信,查“阶级敌人”,我们亲眼看到有的人被赶下火车。因为我们是北京的大学生,还没有遇到什么不愉快,但在第一站西安就遇到麻烦。在西安政法学院校门口就挂出“资本家、黑五类的狗崽子禁止入内”的牌子。许多院校都要查介绍信,出身不好的人会被拒绝。串联无门,只好回到学校,回到让人窒息的气氛中。
我记述的这段历史,可以说是当时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都遇到过的境遇。更有甚者,家住北京的学生还会直接受到侵害。我们班有个女同学,父母被街道认定为地主分子,赶回老家;她去帮助父母收拾东西,被当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当街跪罚。而此时那些参加了红卫兵也参加了“红旗公社”的同学心情也不好,无休止的辩论让人厌倦,人格污辱的批斗更使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有良知的同学反感。因此整日整夜大轰大嗡的校园里,有相当一批学生在无奈、无事、无助中生活着,每天“三饱”“两倒”,看大字报,被迫欣赏大辩论的“佳作”和倾听声撕力竭的嚎叫。他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未来结果是什么,但也不想置身于“革命”之外,因为按以往的政治标准,不参加革命就会是反革命,将来的毕业、工作都会成为问题。但在那无序而混乱的年代,他们也只有茫然的等待。
1966年10月30日,“红旗公社”的大喇叭里,竟然播送出一则有意义的通知:“革命师生、造反派的战友们,请大家10点钟到学校大礼堂集合,听大连海运学院徒步串联长征队先进事迹报告”。“徒步长征”一词比较新鲜,我们正无所事事,听一下也可以活跃生活。其实,作为铁道学院的学生,不听这个报告也知道,在大串联的形势下全国交通运输所遭遇的冲击。火车、汽车、轮船一切为“革命小将”开道,成千上万的学生借此免费全国游,何乐而不为?车上车下人满为患,运行不正点,事故频发,车厢内的拥挤程度是没有经历过的今人难以想像的。我在石家庄铁中上初二的小弟弟曾去四川串联,这样形容:“挤得把人架了起来,从成都到绵阳100多里,双脚腾空。”当时中央抓住大连学生的徒步串联做引导,以图缓解交通运输的压力;这也迎合了一些不愿参加武斗、批斗、辩论,又不能置身于这场政治运动之外的青年学生的想法。
我们几个同学准时来到学校大礼堂。礼堂里空空荡荡,由于许多学生外出串联了,学校里本校学生也没有多少,原本1600座位只坐了二三百人。大连来的学生讲了他们徒步上北京的经历,总结了徒步长征可以锻炼身体和意志,可以向工农兵学习,可以参观老革命根据地,访问老红军、老战士、模范人物,更可以沿途宣传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会议是由“红旗公社”组织的,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徒步串联的支持,记得是当时副组长陶铸的讲话。掌权的“红旗公社”也作出鼓励大家外出徒步串联的决定,其中主要是为徒步串联的人员开介绍信,可以借给每人3个月每月标准为20元的款项,可以预支3个月定量的全国粮票,可以借给一些必需品。
不足一小时的报告会结束后,如前提到的那些无奈、无事、无助的同学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午饭时在食堂里便开始联络探讨,准备结“对子”。当天下午我们运输62级8名同学决定参加徒步串联,晚饭前又联系上材料系、建筑系的同学。晚饭后,3个系别的19名男同学聚集在第二宿舍楼的2404房间,召开了“红色长征队”成立会议。这19人是:运输系62级的李世功、赵钟煜、石玉林、孙占堃、杨浩、李迎、刘树长、高门盛;材料系61级的刘国英、63级的陈家振、64级的杨增顺;建筑系63级的杨世琪、严明伦、李大林、侯书松、潘厚德、庄军凯、田青扬和一名姓李的同学。并作出如下决定:
一、成立“红色长征队”徒步串联,目的地井冈山。
二、组成由高门盛、李世功、杨世琪的3人领导组。
三、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严明纪律、保持一致。
四、途要做到:宣传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宣传毛泽东思想;访问先进模范人物、革命老红军、老战士;访贫问苦、下农村、下工厂参加劳动;访问革命根据地。 未完,点击阅读原文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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