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267年国运规律，论贪腐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加入。因为清朝离现在比较近，而且又不是被暴力，所以，各种档案没有被毁灭。因此，关于清朝正面和反面的东西都比较多。说是吏治，其实主要就是反腐败问题。对于反腐败问题，在评价李鸿章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没必要。其实，腐败这个问题是关乎国运问题的。1.什么是国运
各位，有时间听到国运这个词，有什么想法？概念？先停留2分钟吧，两分钟后我谈谈国运这个词。
“国运”这个词很奇怪，在我这么多年与人探讨历史兴衰的时候，对方经常时不时地崩出这个词。大凡说出“国运已定”这四个字的人，在我的头脑中则立刻显现出了：白发苍苍的智者形象，他总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指点江山，总有一种无可辩驳，压得你喘不上气儿来。类似这个词的还有环境、制度，你只要谈负面问题，说出这三个词来，任谁都不需要负责任了。
我最讨厌谈历史的时候说出这三个词——国运、环境、制度。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件现象：有的人犯了罪，有些人就拿出家里多么穷、受过多少骗来为他的罪行辩白。但现在大部分人都能够区分这点：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制度、同样的国运，为啥你犯罪，他不犯罪？所以，拿国运、环境、制度说事儿只是托词。
话题稍微远了些，只是谈到国运的时候有这么点儿牢骚。国运一是指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二是指国家发展的定数；三是指国家发展的某种规律性描述，如上升、平稳、下降。
第一种，最为客观，根据现阶段国家发展情况，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二种，最为主观，典型代表就是，罗贯中的那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说。这种观点，从历史实践上看它是正确的，但对现实以及对未来却没有任何操作价值。除此以外，各种带有宿命论的“天书”，如“烧饼歌”“推背图”等，我根本不会去讨论，文字游戏、个人臆想、用历史解读历史的无聊性质颇大而且过于宏观，同样没什么操作价值。
第三种，主客观都比较到位。这种趋势性的描述，现在普遍采用的是“产品生命周期”推导出来的“国家生命周期”。
黄宗羲（1610.9.24-1695.8.12）
历史学界最有名的“黄宗羲定律”（秦晖先生提出，每次税赋改革，农民的负担就重一次，如此反复直至民不堪重负）则主要是赋税改革，它只是构成国运的一个因素，算不上国运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包围定律、朋党定律等，这些也不是国运定律，而是权力定律
过去历史学界，真正称得上国运定律就是两个：
其一，杜牧所说的：后人复哀后人。原话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爱读历史却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黄炎培先生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朝代虽不同，兴亡的原因却很相似），其实也只是杜牧观点的翻版。
其二，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通俗的语言就是“富不过三代”，文一点儿就是柏杨先生的“瓶颈定律”。
2.我认为的国运规律
各位先看看，三分钟后，我说个找挨骂的理论。我自己琢磨的。各位朋友学识都不错，我说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帮忙挑错儿，只有这样，才能越来越好。欢迎私下跟我交流，今天也好。
“国运”的规律则是由不间断地“小生命周期”推动而形成上述“生命周期”。我倾向于历史是由：（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幼稚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成长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平稳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衰退期。
邪，主要是指歪风邪气，从吏治角度上说就是主政者只关注权力斗争、个人享受（包括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等。
正，主要是指浩然正气，从吏治角度上说就是主政者将关注注意力主要放在民生问题上以及如何保住政权上。
稳，则包括两种。若是邪气居主，那么国不长久；若是正气居主，国家绵延不绝。
邪正稳的争夺是连贯的，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没有继续流转，那么其结果就是国破家亡。而且。他的流转过程次数越多，其立国时间越久长。
邪的典型，就是晚明时期。
正的典型，诸如各个大朝代的前期，以及1950年到1953年、1978年到1986年
晚明的各类经济指标、文化指标进入了二次“成长期”内，但因其邪正稳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从而实际上它进入了“衰退期”。民生问题上洪武荒政体系遭到彻底破坏、经济贫富差距过大、土地兼并造成的流民问题极端严重、沿海地区百姓无法合法生存等。在政权保卫上，居官有同贸易，官场成了商场，官员们各个只按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利益最优化进行着权力斗争；财政收入大范围流失到官僚商人、走私贩等口袋中，致使财政困难等等。
由此，邪正争夺期内邪气居于主流，因为突如其来的瘟疫、自然灾害、清军入关等直接打破了这种稳，从而使得这一运转规律无法运转下去。
3.清朝267年国运点评之清朝的合法性确立
从清朝整个历史看，顺治和康熙二十年（1681年）是为清朝的幼稚期的37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到乾隆十两年（1747年）的65年是为成长期；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咸丰元年（1851年）的103年为平稳期；咸丰两年（1852年）到宣统三年（1912年）的60年为衰退期。
顺治元年到七年，清朝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摄政王皇叔多尔衮手中。这一时期，清廷实行了极为严酷的统一政策，如屠城，并执行了错误的民族政策，如剃发政策。且在政权内部，皇权继承方面各方也剑拔弩张，但总体上清廷仍然处在上升期。为什么？因为，其内部仍然保持团结，希冀统一天下。南明方面则是多方树敌且一盘散沙。因此，清廷得天下有赖于明廷内斗，清廷稳天下则同样有赖于南明的不团结。尽管清廷内部错误多多，但天下一统的趋势依然势不可挡。
顺治七年的十二月初九（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在古北口外喀喇城行猎途中病亡。顺治开始亲政，这个时期的顺治全面向朱元璋学习，因此，清朝吏治为之一变。可以说，顺治是日后清朝能够统治中国的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吏治上他主要做了三点：
其一：全面复制粘贴朱元璋的政策。
其二：打击南方汉族贰臣官员。
其三：依托汉臣打击满族贵族势力。
顺治之后其子康熙在吏治上其实挺负能量的，别看康熙时期树立了不少清官典型，其实正如越是暴君越容易留下让后世敬仰的伟大建筑一样，他树立清官只不过是为他纵容贪腐找些点缀而已、抑制而已。
康熙之所以纵容官员贪腐，原因有三个：
其一：明朝清朝前期低薪制确实造成官员无法生存，不贪不占活不了。当官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而不是吃苦受累的。当然，我说的是封建社会官员呀。
其二：当时，清朝在法理上还没有形成合法性。一个政权有没有合法性，必须要经过五十年或者两个世代的人的统治。为了保住政权，康熙要对汉族精英进行拉拢，拉拢的最好方法，就是给予名利。
其三：周围局部战争不断，为了保卫政权，他采用了重才不重德的形式。
康熙在吏治上虽然不怎么好，但是，他符合我们上面的生命周期中的正气。也就是，统治阶层的最重要目的是保住政权，而不是个人享乐。
也正是要保住政权，必然要对民生方面下力气。这也就是为什么康熙要弄出个“永不加赋”政策，这样，全国的农民就高兴了。包括现在在内，只要农民不乱，天下就不会大乱一样。农民有了生存好生活的希望，就不会造反了。
这一政策，让清朝拥有了政权合法化的民间动力。
4.清朝267年国运点评之雍正和左宗棠
然而，康熙一生在吏治上的权力化思考，生出了许多问题。这就需要雍正这位又一位关键人物出场了。
雍正之后的乾隆，在前期吏治上搞得非常好。纵观整个清朝皇帝，其实乾隆在杀大老虎问题上挺狠的。但他没有他父亲的勇气，没有改革精神。本来雍正的养廉银改革已经让地方官有了高薪而且反腐制度化建设雏形都出来了。乾隆再往前走一步就行，例如，地方官扩大到京官等。
乾隆任期内达四五十人，仅杀的、吓死的一二品高官案件就不下20起，一次惩处一二百名官员的案例就有三起以上。乾隆时期，是清代贪污案件最多、涉案官职最高、犯罪数额最大的时期。以乾隆四十五为界，前四十四年发生十七起一二品官员贪腐案件，后十五年发生十二起贪腐案件。而且都是集团作案，例如案例中我们讲到的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冒赈案。从总督到县丞共有120多人。被杀者56人，一二品官员的总督、巡抚、布政使各一人；知府、道员三四品官五人；同知、知州、通判等五六品官十人；知县县丞等正副七品官三十八人。其余七十多人则被判处流放、抄家。
乾隆四十年以后，在吏治问题上越来越差劲。而且，乾隆后期对汉族官员监控越来越严格，文字狱等更是登峰造极。结果因为人口暴增下科技的跟不上，人民的生活处于饿与不饿之间，根本称不上“盛世”。结果导致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元气大伤。
“白莲教大起义”吓坏了满清政府，因此，乾隆的儿子嘉庆再一次对吏治重视起来，在这一阶段，嘉庆对前期的反贪腐制度进行了梳理，从而对当时的汉族官员控制稍微放松，这时，汉族官员再次崛起。这位后来道光时期，湖南籍官员崛起奠定了好的机会。
道光皇帝是想在吏治上有些成绩的，但因为此时的满族皇权已经被汉化了。他们学习到了我们汉人的一个很不好的思维——下棋思维。只要一个政权，下棋思维盛行，这个政权就该进行大规模整顿了。因为，统治阶层的着力点已经不是在民生、保住政权上，而是如何保护既得利益。
道光之后的历史，在吏治上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吏治越来越糟糕，现在的一些选美机制被引入了选官制度中。潜规则被破坏。买官现象开始盛行。如此等等，在清朝最高统治阶层内部，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夸奖的。唯一的亮点就是左宗棠。
正如上周一咱们谈的，作为一个有能力的具有改革眼光的清廉官员带领出了一个廉洁高效的团队，但与整个官场相比，他和他们仍然是不招人待见的人和团队。因此，他和他们没有被统治阶层选中，作为安邦定国的政策及执行团队。
清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
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严格按照我归纳的那个国运周期来讲述清朝各个时期，但总体上是符合的，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对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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