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男人与丫环婢女发生性关系也受限
有人问，中国古代男子娶妻纳妾包二奶有没有规定？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古代不仅对男子娶妻纳妾有规定，而且对男子包二奶也早有规定，就是对九五至尊的皇帝立后纳妃也有明文规定。这方面最早的记载出于《礼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可以说这是古代帝王后宫有文字可查的最早的妻妾“标准配置”。当然古代帝王一人可以包多少二奶也就一目了然了。其实，皇帝大婚，立后纳妃，本来就是帝王们拥有的特权之一，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一生可以临幸多少女人，确实临幸过多少女人，谁也不说准。说到底，历朝历代的“第一男人”并不按标准配置执行的。即便有的古代婚姻史专家翻遍了二十四史，阅尽了正史野述，最后得出的也是模糊结论，“多者万计，少者逾千”。在古代，不仅是帝王荒淫，可以后宫拥有三千佳丽，即便是普通男子，也是可以讨几房老婆的。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五日之御”，说的就是五天一个循环，夜夜有不同女人陪睡。晋代时期豪富石崇，家蓄美女数千，供其与朋友淫乐享受。众所周知的《金瓶梅》中的公西门庆，整日花天酒地，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这些妖艳女子轮流上阵，忙得他整日不亦悦乎。虽然有这样典型的风流案例存在，但是，这不能否定古代有这方面的规定。实际上，古代男子的性行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即使是诸侯，纳妾的数量也有规定，“五日之御”只是诸侯的特例，特权。《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即此“诸侯一娶九女”说法的原始出处。从这里可以知道，诸侯一下子就能娶到九个女子，是沾了原配的光。原配娶来时，两个“媵”，也就小妾，会跟她一起过来，而“媵”又有两个陪嫁女。这样原配与两个“媵”，加上各自己所带的陪嫁女，就是九个女人了。这是对诸侯的纳妾的规定，其他男子可没有这样的美事。虽然有“一夫多妾”的说法，但一般官员想多纳妾也非易事，而“庶人”则干脆禁止纳妾。汉代史学家蔡邕所著的《独断》称，“卿大夫一妻二妾”，除非有特殊贡献，才可以最多娶八个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可以娶一个妾，即“士一妻一妾”。普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一妇”，和现在一样，是一夫一妻制。即使够资格纳妾，也不是一生随时都可以纳妾的。在明朝时期，亲王一级的，“许奏选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及郡王则少多了，一下子减了一多半，即“额妾四人”；而且一生一般就是一次，除非无后，才可择二次。元朝时期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文规定庶人不得娶妾的朝代。据《元史·良吏》的“列传第七十八”记载的第一个“良吏”叫谭澄，是元世祖忽烈当政时主管农业部门的高级官员，“入为司农少卿，俄出为京兆总管”。所谓“良吏”，用今天的话是“心系人民的好官”。谭澄之所以得到当时老百姓的尊敬，是因为他不只真心实意在帮助庶民兄弟解决温饱问题，还为他们的香火着想，斗胆上书允许庶人纳妾。谭澄谏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宜令民年四十无子听取妾，以为宗祀计。’朝廷从之，遂著为令。”如果不是谭澄上书忽必烈，元朝的普通男人一辈子恐怕都别想有纳妾讨小之艳福。明朝与汉、唐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性观念较为开放的朝代，比宋、元时期宽松多了，所以明朝的帝王大多荒淫无度，然而，朝廷却对民间的男女关系控制则从紧，庶人娶妾也是不许的。到了嘉靖年间，朝廷才放开纳妾的限制，“至于庶人，必年四十以上无子，方许奏选一妾。”但如果谁敢偷偷纳妾，则要受皮肉之苦，要被痛抽四十皮鞭：“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在古代，家中的丫环婢环可以和男主人发生性关系，这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家庭里的一条“潜规则”。而中国古代男子也就当然地把丫环婢女纳入自己的小妾序列。古典名著《红楼梦》第六回中，“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对象便是丫环袭人，“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连袭人自己都觉得给宝二爷“试试”是正常的，那当然宝玉就把袭人作为自己的贴身小妾了。实际上，古代的男主人与丫环婢女发生性关系也并不是随意而为的，同样受到严格的限制，出轨者将要受到严肃的惩罚，有的甚至因此付出重大的代价。据北宋太子太师王溥撰写的《唐会要》记载，唐“开成四年二月，刑部奏：大理司直张黔牟在寺宿直，以婢自随。”张黔牟在大理寺值班时带着婢女一起夜宿，违反了规定，于是就受了惩处，“合判官一任，当徒一年”。丫环婢女的存在，让中国古代男子满足性欲的层次丰富了许多，但与纳妾一样，也不是什么样男子都能蓄养丫环婢女的。明朝万历年间，鉴于普通人家蓄养丫环奴婢现象出现较多，民风日下，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可见普遍男子不论是纳妾，还是蓄养丫环奴婢，都是行不通的。那么，普通男子“包二奶”总可以吧？其实也不尽然。“包二奶”虽然是一个时尚的现代词，但其事并非是现代男子的创造发明。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包二奶”现象一直存在，并绵延不绝，妻与妾在家庭地位上尽管有明显区别，但都是合法婚姻之内的，有着合法的婚姻关系。而“二奶”就不同，是不能作为丈夫家里人对待的，仅仅是“性伙伴”而已。说穿了，就是单一满足男子性欲的女人。在唐朝，“包二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置别宅妇”，自然“别宅妇”就是古代的“二奶”。当“别宅妇”，在唐朝不算出嫁，所以“别宅妇”都属未婚女性，即便生了小孩，也不能改变身份。一般情况下，男人在外地谋事，长期远离妻妾，才会置“别宅妇”；还有一种是妻、妾容不下丈夫再讨一房女人，只好安置在外面。如唐初礼部尚书任瑰“包二奶”就是不得已的事情。唐代文人张鷟所著的以记述隋唐两代朝野逸闻为主的笔记《朝野佥载》中，有一个任瑰置“别宅妇”的故事：初，兵部尚书任瑰敕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壶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瑰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瑰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瑰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饮尽而卧。然实非鸩也，巨夜半睡醒。帝谓瑰日：“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 到了唐玄宗时期，别宅妇也就是“二奶”曾一度被禁。《唐会要》“卷41”中记载：开元三年二月敕：“禁别宅妇人，如犯者，五品以上贬远恶处，妇人配人掖庭。”后来李适当皇帝时，翰林学士吴通玄娶宗室女为 “二奶”，还作为一大罪状，被人告到李适面前。可见，有权有势的唐代男人“包二奶”，也是要小心谨慎的。一直到唐朝后期，男人置“别宅妇”才放开。虽然如此，置“别宅妇”、“包二奶”也非一般男子所能为。但是，人欲难禁。虽然古代官府对男子的性行为有种种限制，但不少人以“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为由，想方设法游说朝廷上层，挖空心思娶妾、蓄婢、置别室妇、“包二奶”。在明代，虽然规定庶人之家不得存养奴婢，但民间有钱的人家还是以找“帮工”“奶娘”等理由蓄养留用。而在明朝后期，不少男子登科及第后，多易号纳妾，时有“换个号，娶个小”一说。但作为老百姓就难以做到这一点了。说到底，对于“包二奶”的现象，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也不论是放开，还是严禁，恐怕都与平民百姓的普通男子无缘。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