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生三段恋情:曾爱上父亲的妃子
乾隆一生,三次坠入爱河。第一次是爱上了父亲雍正的妃子马佳。这是一次乱伦,皇后私下召见了妃子,以白绫赐其自缢了事。第二次是“回族香妃”,乾隆被自己俘获的西域女子的不屈、坚贞和美丽倾倒,执意要娶回宫中,结果又被太后阻止,香妃也被赐死。“最后,乾隆60岁时爱上了和珅,在乾隆看来,他就是马佳再生,并把他当成了嬖幸。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乾隆皇帝的臣子们,从理藩院尚书和珅、大学士松筠到新任两广总督长麟,以及陪伴全程的天津道台乔人杰和通州协将王文雄,都对马戛尔尼使团很友好。访华期间,满清官员赐予了特殊照顾,许多做法不符合现代外交惯例。比如说,英国使臣需要一条内裤,陪同得知后,买来送给他,并不收钱,都在皇上的“款夷”经费中报销了。在这些枝节问题上,清政府保持着一贯的“以大事小”,居高临下的虚骄。按照乾隆皇帝的谕旨,就是要:“速将英吉利贡使送走,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
和英国人关系最僵的是“鹰派”人物,就是前任两广总督福康安。他在广州时,对外国商人采取过严厉限制。1793年使团在北京和热河,福康安坚决主张让英国使臣行三跪九叩的谒见大礼。不过,在英国人南下回广州的时候,接近使臣的北京官员们告诉说,现任的浙江巡抚长麟,正直仁慈,已经获得迁任,要到广州接替福康安,接任两广总督的位置。他对外国人比较友好,一定会好好招待。
果然,使臣们到了杭州,长麟出面宴请使臣,邀他们到自己的府邸作客,请他们看戏班子堂会。在我们编辑的《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定名一幅英国铜版画为《官府宴请》,考证为巡抚长麟的家庭宴请。最后,长麟还决定提前赴任,陪英国人一路从杭州出发,跋山涉水,翻越庾岭,到广州履新。总督到了粤北城市韶州才和使臣们分手,为什么不再一路南下,欢谈到广州?据使臣们估计,这只是害怕广东人议论他与英国人过于亲近。
中国之行的后半段,和马戛尔尼使团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人是候任两广总督长麟、乔人杰和王文雄三位官员。中国传统政治的待客之道,并不区分国家、政府和私人,谈得来的时候,就公私不分。官场之外的私下接触,官员把英国使臣迎到自己府第,个别对话,朝廷并不怪罪。乔、王两人从1793年7月31日在天津迎接马戛尔尼,到12月31日在广州和英国人一起玩过新年分手,五个月里,和英国人朝夕相处。长麟于11月9日在杭州初见,到广州告别,也有2个月。他们和使臣们有很好的关系。离开了北京官场,访华进入后半程,中外人士开始投机。在轻松随便的场合,长麟和乔、王等人告诉英国人许多朝廷秘闻,一些不该说的话,也透露出来了。
令人惊异的是,总督和两位大人,居然透露给英国人一项当朝的宫廷秘闻:乾隆与和珅是同性恋的情人!据他们说:乾隆一生,三次坠入爱河。第一次是爱上了父亲雍正的妃子马佳。这是一次乱伦,皇后私下召见了妃子,以白绫赐其自缢了事。第二次是“回族香妃”,乾隆被自己俘获的西域女子的不屈、坚贞和美丽倾倒,执意要娶回宫中,结果又被太后阻止,香妃也被赐死。“最后,乾隆60岁时爱上了和珅,在乾隆看来,他就是马佳再生,并把他当成了嬖幸。他违背了天朝的规矩,把没有为公众建立过任何功勋的情人提拔到首要的位置上来。两年以后就要去世的母后这次对这事情未加干涉,因为这不是女眷们的事,而是男人间的事。”(阿兰·佩雷菲特著,毛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北京,1993年,第297页)
英国人对秘闻并不十分震惊,欧洲宫廷也有这样的故事。“皇帝也是人”,这样反而正常。但是,他们对大臣们告知皇帝秘闻本身深感意外,“马戛尔尼忠实地记下了乔、王两人的谈话。因为他认为两人十分了解情况。不过皇帝的实际年龄又让他觉得乔、王两位在皇帝的风流艳史上的能力有些夸大其词。中国的君臣关系过于拘泥仪式,他们两位伴同官能对他们的君王作这样的评价,令他十分奇怪。”(同上引书,第296页)因为这个关系,马戛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写《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只隐晦地提到和珅“相貌不凡……是皇帝唯一宠信的人”,没有明说。由于各种原因,《马戛尔尼日记》一直没有公开出版,其中便详细地记录了这段佚闻,直到近年来被法国历史学家佩雷费特(AlainPeyrefitte,1925-1999)挖了出来。
这段佚闻,乾隆时代北京很多人知道。除了乔、王大人在杭州告诉他们外,马戛尔尼刚到北京时,接近乾隆皇帝的法国遣使会神父罗广祥(Nicolas-JosephRaux,1754-1801)就告诉过英国人这段故事。为什么乔、王两大人在杭州向英国人证实了皇帝的密情,一种解释是:长麟他们都不喜欢和珅。长麟是蒙古旗人贵族,在陕甘总督任上有政绩和武功。厌恶和珅出身微贱,恃皇帝宠幸专横于朝。1792年,因为替一项冤案辩护,受到和珅贬斥,此后一直在巡抚的位置上赋闲。这次总督两广,正是他重新振作的时候。对朝政不满,对和珅怨恨,影响乔、王两大人。他们三人在杭州,泄露了对贪官和珅的义愤,对着不着边际,回去以后再也不见的外国人发泄不满,笑谈丑闻,确实是情有可原。
英国使臣的回忆录表明,长麟是个比较正直的官员,他希望能与英国政府合作治理广州贸易秩序。他说将允许英国人学习中文,请英国在乾隆如期退位后派使臣参加新皇帝登基大典,承诺为广州中英贸易提供便利等。长麟准备在广州施行与和珅规定稍有不同的“新政策”。可惜,长麟在广州任职两广总督只有一年,否则,中英之间因有这样密切的私人关系,会有不同的前景也未可定论。还有,鸦片战争未必打得起来。
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编撰学上的启示:外国人游记,可以补充中国正史缺陷。《清史稿》中当然绝无说乾隆与和珅是同性恋。陈康祺《郎潜纪闻》、薛福成《庸庵笔记》中提到和珅的劣迹,但也没有明确说明这层关系。民国后的清宫野史偶有披露,史家却未敢置噱。另外,从陈森的《品花宝鉴》中我们可以知道乾隆朝北京城里盛行男同性恋,所谓“男风”。但从来不知到底是上行下效,还是下行上效,皇帝也成了“龙阳之好”。现在,因为有了当朝大臣对着外国人的诉说,我们可以比较严肃地考虑这段史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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