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事促使毛泽东提起大跃进
1991年8月，胡乔木在谈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时，曾对为什么1958年毛泽东提出“大跃进”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大跃进是毛主席对形势发展的错误估计
胡乔木认为，一是毛泽东觉得1957年反右派斗争胜利了，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中蕴藏着很大的积极性；一是毛泽东对1957年国际上各国共产党开的莫斯科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特别是他相信中国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够有更快的发展。
大跃进是毛主席对形势发展的错误估计
这些都为“大跃进”的提出打下基础。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其中就有“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话。后来毛泽东接受了一位民主人士的建议，将“鼓起”改为“鼓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法就这样逐渐形成了。有这些内外因素，毛泽东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是全国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人们在胜利面前常常容易冲昏头脑。
建国初哪一政策毛主席有苦难言。
转眼到了1956年年初。这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完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后，把话题转到国内战犯：
毛主席深谋远虑
“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已经6年到7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又经过6年到7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毛主席深谋远虑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承受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戾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小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毛主席深谋远虑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毛主席深谋远虑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在此事上也很慎重。他的顾虑来自人民：“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见《党的文献》廖心文：《周恩来与特赦战犯》)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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