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一个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难？别被抗日神剧给忽悠了
湖南会战是日军发起的纵贯中国南北“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抵抗时间最久、最顽强的一次战役。以此次战役为例，可以一窥中国军队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此役，双方参战人数，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中国方面伤病俘亡共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整个抗战中，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国军死亡将士共计约170万人（合阵亡和因病死亡）。而日军，据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尽管日军在华伤亡人数不确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数大概在45万至80万之间。也就是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1到2：1之间，这个比例应该算保守。
国民政府在1944年前后对兵力的配置也能从侧面证明日军的统计要更为准确一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中国军队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中国军队30个军的记录。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中国军队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
中国士兵缺乏训练又营养不良，白刃战三士兵尚不能活捉一日兵。
抗日剧中常常不乏白刃战场面，往往中国士兵与日兵一对一厮杀，结局一般是中国士兵手刃日兵。在抗战初期，日军确实比较害怕与中国军队进行白刃战，但到了抗战中后期，中国士兵已多为新兵，其劈刺技术已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营养不良，体力太差，以及劈刺技术训练不足等。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也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兵役办理不良，新征壮丁因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
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 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军官素质之不佳，兵好官不好，官阶越高能力越低。
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队，官阶越高能力越低。1944年蒋介石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
指挥与协调差，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又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
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 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
“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
文 | 王奇生 摘自《革命与反革命 :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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