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残忍古代典妻:出租妻子肚子
有人说女人结婚是第二次投胎，第一次无法选择，第二次总得有所选择了吧。在古代，女子结婚更没得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子一旦出嫁便意味着失去人身自由，丈夫对妻子绝对占有，妻子得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即使丈夫像商品一样把自己买来卖去，古代妇女也不得抗拒半点，到底这听起来就十分惨无人道的典妻是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份清朝档案：“赵喜堂因手中空乏，难以度日，进退两难，出其无奈，实事无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结发妻送于张慕氏家中营业为主，同更言明使国票六百元整，当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为满。如要到期，将自己妻领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灾病孽，各凭天命，于有逃走，两家同找，如找不着，一家失人一家失钱。期满赵喜堂领人，不如张慕氏相干，恐后无凭，立租字人为证。”这是一份典藏在辽宁省档案馆的档案，这是一份“典妻”契约，说的是安东县民赵喜堂因生活困窘，将结发妻子典与他人，妻子在典夫家中生活，期限为八年。八年后，赵喜堂才可将妻领回。在这张契约上，有保人等签名画押，也有本夫的名字，并摁了手印，但妻子未签名，由此可见，妻子根本就没有权力主宰自己命运，当时妇女的地位是多么的低下，被自己的丈夫卖了也是不可以无能为力的，甚至是死是活都由不得自己。
典妻萌芽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那时还不叫“典妻”,而叫做“质妻”和“雇妻”.所谓“质妻”,就是把自己妻子转让给他人为妻，以换取钱财的方式，但这笔钱财到了约定的时间是要归还的，如同明清时典房一样，转让者其实得到的只是这笔钱款的利息而已，或者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拿这笔钱救急。领回了妻子，原款也就得送回。钱款是完璧归赵了，但妻子呢，是否回来的也是个完人？也许人回来了，心留下了，谁知道呢？
“雇妻”则是雇主支付雇金给女子的丈夫，在约定的期限之内，让该女子作为自己的临时妻子，到期将女子送回其丈夫，雇金不收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宋朝时典妻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了。苏轼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曾在一项奏折中提到，因欠苗，当时卖田宅雇妻女的人数不胜数。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记载，熙宁七年（公元1075年），由于旱灾和蝗灾频发，百姓卖妻卖子。
典妻按时间长短也分为两种，时间长者为典妻，5-15年不等；时间短的为租妻，一般一至二年。因典妻多与生儿继嗣有关，所以典妻时间的长短，还得与孩子生育的情况联系在一起。但不管是一年还是十五年，典妻都是临时性的婚媾形式。旧时典妻风的盛行，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多人典妻与经济的好坏有着紧密关系。
“富人典业，贫子典妻。”被典者家庭往往经济贫困，丈夫或因病或无务正业等原因而无力维持生计；而受典者往往已婚无子，家财富足，需要子嗣。于是两个男人一拍即合，满足各自需求而租典妻子。是否租典一般由丈夫决定，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征得妻子的同意。但也有少数妇女因丈夫长期外出，在无以为生的情况下而自典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时的女性的命运都是悲惨的。
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器物一般出租给别的男人的陋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萌芽，一直到民国才开始由盛而衰，新中国成立后，典妻才彻底消失。或许是赋税繁重，或者是真的走投无路，但拿着自己的妻子抵押给别人换钱糊口，终归是令人不耻的行为，但在古代，尽管朝廷也曾颁布法律禁止，但典妻依然蔓延开来，竟然成风。作者蒋晗玉在《书屋》2008年第11期著文说：“无论是典妻还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女性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这个买来卖去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古代典妻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妻多夫制的变异
田壮壮的纪录电影《德拉姆》（又名《茶马古道》）中有这样的内容：一个赶马人称自己的伦理上的“嫂子”为“姐姐”,原来小伙和哥哥是共妻的。他们淳朴地、心安理得地面对这样一种生活，或者叫做生活方式，这种融洽是曾经的非血亲之间的“打伙共妻”现象所不能比的。在辽宁省档案馆典藏的档案中，有一件关于打伙合同的档案：立打伙人孙长义因无钱使，将自己贤妻张金香中人说允，情愿送与张现思名下打伙，言明身价小洋钱叁佰元正，押账钱当面交清，分文不欠，有官钱使用，两家均纳，倘有天灾病业、逃走等情，各安天命。此系两家情愿，恐口无凭，立字为正。（后面还有立字人、中保人、中间人、借字人的签字画押。）
这种让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子打伙生活在一起方式，在东北地区俗称“搭伙”或“拉帮套”.这实际上是招养夫，是一种一妻多夫制的变异形式，其实质是让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无能力维持生计的男人家里帮助过日子。它的特点是已婚女子的本夫患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抚养妻子儿女或老人，家境十分贫困，维持不了最低的生活水平，只得依靠另招一夫，负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这些婚俗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贫苦潦倒而迫不得已“卖妻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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