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复璁上海征书遇日本特务 联系爱国人士购得国宝级善本
直到1940年8月，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才结束使命，图书馆正式成立，并由蒋复璁担任代理馆长。1941年初，耗资10万元兴建的国立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落成并启用，分馆共三层，坐落在重庆两路口复兴路(今长江路)56号，也就是两路口通往佛图关方向左侧的半山坡上。当时，图书馆在册的职员只有65人，分散在特藏组、编目组、采访组、阅览组等职能部门。图书馆开放后，比起人手少，更大的问题是藏书量受到重创，长此以往难以满足当地市民的阅读需求。此时，错过西迁开头的蒋复璁决定重新搜集因战乱散出的典籍，甚至不惜深入敌后抢购书籍。
“文献保存同志会”四处收集藏书
蒋复璁购得几万册古籍全部运抵重庆
购入新书该从哪儿下手?蒋复璁为此特地去请教他的老师胡适，胡适说：“北平图书馆有古董，你们中央图书馆却没有，我劝你先搜集新古董，因你在南京，可去搜集政府机构出版的多种公报及官方文书，惠而不贵，都是将来的头等史料。”
蒋复璁用了2年，当真就基本补齐了各种公报，但“北平图书馆有古董”的话始终缭绕在他心里。抢救古籍是一项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为了充实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古籍存量，他改名换姓，避开敌人耳目潜赴上海购书。
据说，1940年元旦蒋复璁奉命从重庆飞往香港，联系书画艺术家叶恭绰收购广东等地散出的古籍，接着去当时的“沦陷区”上海。尽管变换了姓名，在离港前一日蒋复璁依然被人跟踪;在上海办完事后已近春节，蒋复璁未与寄居上海的家人团聚就返回重庆。事后才知道日本特务机构当时已侦知他在上海，正四处缉拿。
抗战初期，江浙皖沪一带的藏书世家迫于生计，又担心先代的珍藏和自己多年的心血随时会遭人劫掠，决意出让手中的善本书籍，因此大批善本图书集中流入上海的书肆。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等5位爱国人士痛惜国宝散失，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请求教育部拨款收购书籍。
得知这一消息，蒋复璁很快联络到这5人，向他们秘密购书。吴兴张钧衡适园、刘承干嘉业堂、金陵邓邦述群碧楼……江苏和广州一带的著名藏书楼拥有的万册旧藏珍籍，都被蒋复璁收入了国立中央图书馆。
到1940年末，“文献保存同志会”购得的沦陷区散佚古籍超过了30000部，其中更有宋刊本《礼记》《后汉书》《五臣注文选》《中兴馆阁录》等国宝级的善本。但要在当时妥善保存这批古籍，最好的方法是从上海抢运出去。次年7月，80多箱甲类古籍被运往上海，经改装后空运到了重庆，香港大学的一个临时办事处成了抢运的“中转站”。
战争期间，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些书籍会在路上耽搁多久。所有的古籍都用油纸包裹防止水浸，然后整齐地码在大木箱中，书籍间还夹着樟脑丸驱虫，几万册的书籍就在这样严密保护下，安然无恙地分批收入图书馆，上万册的书籍在抗战结束后才流入库中。
抗战后前往台湾一生和书籍打交道
以“图书馆人”书写自己墓志铭
相比在大陆，蒋复璁在台湾的名气更响亮，人们所熟知的并不是一位奔走在战火中的图书馆人，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1949年，蒋复璁将几批书籍安顿到台湾后，随国民政府移居台湾，并于上世纪60年代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台北故宫前院长周功鑫曾担任蒋复璁的秘书10年。
记者从台湾辅仁大学找到了周功鑫的E-mail，向她咨询蒋复璁生前为图书馆奔波的旧事。回信中，周功鑫不无遗憾地写道：“蒋复璁院长于1937年前后服务图书馆界这段历史，台湾目前图书馆同行几乎都不太熟悉蒋院长，而且资料也不易找。”
1965年9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蒋复璁同年辞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职务，似乎就此断开了和图书馆的缘分。尽管如此，蒋复璁依然评价：“盖棺定论，我是一个图书管理员，死后名字旁边刻上‘图书馆某某人’。”
蒋复璁终其一生都在和书籍、图书馆打交道。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罗益群称赞这位同行“以一个图书馆专家的学识和眼光来建设和管理博物院”，把台北故宫博物院内的图书馆打造成了台湾收藏艺术书籍和善本图书最多的地方。
有人说，在蒋复璁的坚持和公众的舆论支持下，大陆迁往台湾的大部分书籍才得以在台湾公开阅览。如今走在台湾的大街小巷，书店几乎和咖啡馆同样密集，公园、捷运甚至是便利店临窗的吧台前，总能看到有人在低头阅读。这样的氛围，想来和蒋复璁等人的努力不无关系。
幼子蒋祖怡至今保存着蒋复璁的著作，由于分别时太过年幼，国立中央图书馆西迁的这段经历，蒋祖怡主要是从这本《我与中央图书馆》里翻出来的。他说：“这篇文章后来在台湾发表过，记录了蒋复璁从中央图书馆成立到1965年辞去馆长职务这30多年的经历。”
更详细的资料被收录在长达5卷的《珍帚斋文集》里。在蒋复璁的作品里，对图书馆西迁或迁回南京的经过始终没有太多记载，也不曾抱怨国立中央图书馆一路走来的难处，书里只有简单的时间和数字，每一笔都见证了图书馆人的心血。也许这就是文人的固执，是炮火和硝烟中，一场无须兵戎相见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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