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先选定的新中国首都是哪？不是北京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激昂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已经有61年历史。正式决定首都设在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 不过，中共中央最早选定的新中国首都既不是虎踞龙盘的金陵南京，也不是古都北京，更不是西北黄土高原的西都长安，而是具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了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侵占，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我国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毛泽东非常喜欢欣赏中国地图，在他心目中，中国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犹如一只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市就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哈尔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较早、工人和学生运动比较活跃的城市。1923年，哈尔滨成立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并成立满洲临时省委。哈尔滨成为党领导东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后来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而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了剧变，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了交通要道。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等城市纷纷在毛泽东眼前浮现。最后他的目光锁定了北平。
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实际上，他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
，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
毛泽东表示赞同。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稳地説：“我认为我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选在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认为首都应定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如此痛快淋漓的意见后甚感欣慰，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显然，王稼祥的远见卓识使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定都北平的决心。
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审议了关于拟定国都的意见后，开始表决，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确定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将北平改为北京。
历史解密：毛主席为什么不愿意坐飞机出行？
导读：飞机是现代人最经常选择的交通工具，因为其方便快捷，还节约时间。按常理来说，坐飞机可是一件好事，可是偏偏毛主席一再拒绝坐飞机出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毛爷爷有恐高症吗？
又是一个5月艳阳天。在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记忆中，1956年5月那天为毛泽东驾驶专机，是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不仅因为那是毛主席首次乘坐专机，还因为在回北京途中，专机意外遭遇雷雨区，与地面失去联络半小时……最近，胡萍向笔者回忆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毛泽东：“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
1956年5月，毛泽东决定坐飞机去广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第一任专机团团长胡萍说，原来考虑让毛主席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主席不同意。如果说是由于毛泽东对外国飞机不放心，也不太对。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坐的就是美国人的飞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应苏联邀请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坐的是苏联人的飞机。
再者，在那时候坐飞机也不安全。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印度飞机，逃过一劫。这个血的教训就发生在一年前，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坐飞机？为什么不坐火车？
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出了缘由：“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刘亚楼对胡萍说：“相信你们有能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胡萍说：“我们保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
飞行员是“老革命”
胡萍是山东乳山人，1937年在老家参加革命时才14岁。胡萍全家都是革命者，他大哥、二哥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家里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少年时期的胡萍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送情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小小年纪的胡萍不得不离开家，成为职业革命者。因为工作努力，他17岁时入了党，担任区委书记。以后，他又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团级干部。解放军空军成立后，飞行干部奇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建议，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的营、团级干部到空军航校学飞行。胡萍读过高小，在那时就算“大”知识分子了。于是，他被选送到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学飞行。1952年5月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独三团）第一任团长，以后又担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
从1954年起，胡萍就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此后，他作为机长开辟了非洲航线，送周恩来出国访问。胡萍还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线。他不管是自己驾机，还是指挥专机，从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万无一失。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坐专机，驾驶任务非胡萍莫属。
机场连夜加工木板床
北京西郊机场位于颐和园以南、香山以东，是北京最老的机场，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机场。该机场1938年由日本人修建，1945年被国民党接收。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华北航空处正式接管西郊机场，成立了由国民党起义飞行员组成的华北空运大队。1952年5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三团，隶属华北军区空军。独三团成立后，即开始担负专机飞行任务。说得简单点，专机就是专门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飞机。
例如，1953年初，为接达赖喇嘛和庞大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谒见毛主席，独三团派8架飞机来到成都新津机场，这是专机团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专机机群。那时没有机场，还不能飞到西藏，达赖喇嘛一行是坐小毛驴从西藏走到成都的。这次专机飞行责任十分重大，因为国外反华势力一直想分裂西藏，不管发生什么原因的意外，都将会授人以柄。幸好，后来专机团一路平安，圆满完成任务。
专机飞行员的职业特点，就是心理稳定、目标明确，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为准备毛泽东的专机，独三团挑选了最好的飞机。1956年的时候，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的里-2。里-2是小飞机，只能载十几位乘客。毛泽东坐的主机是8025号，机长胡萍。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就让毛泽东坐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1956年4月30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因为毛泽东喜欢睡硬床，他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安放的软垫换成大一点的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床，为毛泽东布置好了卧室。毛泽东：“你们都很年轻啊！”
广州白云机场的云更低，只有海拔120米，水平能见度仅5公里，飞行员根本看不见机场跑道。尽管这样，时念堂还是凭着高超的技术，安全把副机降落到地面。胡萍更不在话下，他曾在云高100米、能见度2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落地，加上他曾多次在白云机场落地，完全根据仪表，对正了跑道，平稳落地。
飞了近8个小时，毛泽东毫无疲态，他和江青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在毛泽东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
原来不是毛主席有恐高症，也不是毛主席不喜欢做飞机出行。这只是对中国飞机制造业的重视，不想因为自己坐外国人的飞机而打消他们的士气。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的大局观念十分重，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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